此外，南宋已出现应召受雇于人而“呈艺”的专职烟火师。南宋詹无咎生动地描写了烟火艺人高超的水平：
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便当场好手路歧人，也须教，点头咽唾。
这种出神入化的“烟火”伎艺，在元代继续发展，近年来，被学者们反复征引的赵孟的《赠放烟火者》诗，亦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烟火”的水平，可使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元代典籍中却极少找到“烟火”的轨迹。记录元代文娱生活最为繁盛的大都的《析津志》中，只有一处提及“烟火”。假如大都不是首都的话，恐怕这一处也不会有。
笔者为此作过努力，但所获几近空白，只在陈元靓的笔下找到一条线索，其文云：
玄参三两，用蜜一两，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瓮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钱，重同研，干，以栀黄纸包，捻作线焚之，绝肖梅花。这是宋代“药线”的余韵，类似今天的“滴滴星”，应算是“烟火”的一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元代“烟火”似应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可是为什么有关“烟火”的记载却少于宋代?较为可行的解释是元代战争连绵，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坚克锐，这样就使元统治者将火药主要投入征战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样，将火药的大部分投放到娱乐性的“烟火”之中。因为，制作“烟火”必像制火药一样，获得了“烟火”的秘密也就等于获得了制火药的秘密，所以，元统治者对制“烟火”控制很严，使之较少被频繁公开地燃放。但不能因此说元代就没有“烟火”了，更不能因此说元代“烟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据已有的“烟火”相同于火药制造的原理去推断，元代“烟火”丝毫不弱于宋代的“烟火”。元代中国周边国家，不都是从中国获取火药的吗?如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谘问”，才掌握火药技术的。自此，高丽国“始设火都监，煎取焰硝”，当时能制造的火器达17种之多。其中当然不乏“烟火”品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17种火器均具“烟火”性质。
在西方的史料中，也许还可以寻觅到更多的元代“烟火”的影子。欧洲获得火药的途径不就是由西征的元军传入的吗?在这方面，冯家升先生有过精辟的述论，潘吉星先生的探索更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1258年元统治者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的伊儿汗国中的叙利亚人哈桑，在1280年左右所著的《马术的战争策略大全》记录了种类繁多的“烟火”，如“茉莉花”、“月光”、“日光”、“黄舌”、“起轮”、“流星”、“白睡莲”，黄、绿、白、红、蓝等五色烟，“中国花”、“中国起轮”。这实际证明了元代中国的“烟火”种类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大量传入庞大的元帝国所辖的阿拉伯地区及欧亚地区的。特别是在《元史》上，还有着这样的踪迹：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马因，随元军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药包的投掷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这种大炮抛射火药包力量是很大的，“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使宋军极为恐慌而降。当时制造类似“襄阳炮”的工匠还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与亦思马因同时应元世祖之召，从各自所住国家来到北京“试炮”。
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元代中国的火药技术知识是流传很广泛的。不难想见，这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当然也包含有自宋以来的烟球、火球之类的燃烧性火药器，它当然也可以移于“烟火”的施放。而后来的“烟火戏”之所以把“襄阳炮”当成长久保留节目，无非是从“烟火”的视角去看待它，是着眼于这种巨炮所包容的“烟火”性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