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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小识
迎神赛会(2)
作者 : 伊永文


  明代黄《蓬轩吴记》说迎神赛会时,神像都像王者一样着赭衣冲天巾,夫人都像王妃一样盛饰,其意在斗胜相夸。迎神赛会已演化成了伎艺的竞赛,服装的竞赛,敬重神灵的竞赛,历史文化修养的竞赛。清代笪重光《江上诗集》专有《赛太尉》来介绍这种现象:

   村人迎太尉,绕巷复巡陂。

  

   雉尾攒神冠,绣襦为神帏。

  

   神来日颠倒,神喜风披靡。

  

   儿童戴粉面,丁壮舞红衣。

  

   恣睢魏武皇,袅娜越西施。

  

   箫管杀铜钲,彩绳挥金椎。

  

   二社互争雄,四村无敢窥。

  

   这样的迎神赛会,倘无经济力量支持,是很难举行的。简言之,迎神赛会成了一村、一县、一地区的经济气温表。明代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记》说此地在窘迫时举行迎春会,只“妆扮故事百余架,点缀春光,俱是里长答应。用桌一只,后造一屏,二人扛抬,饰小儿为男女坐桌上,无甚好衣服”。情况好转后,“春架借各班戏子妆扮,新造高大木架,用四人扛,请好儿童三四人,饰新鲜衣服,演闹热故事,更相争赛”。于此可见,明代农村的迎神赛会多在地方富庶的情况下举行。

  

   《嘉靖仁和县志》记此县的迎神赛会就是起于成化末年承平之时。一鲁姓者倡议七月十三日为诸侯降生,立会庆祝,一方富豪,各出己资,妆饰各种抬阁,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街迎展。这样搞了两年,欣动他境,以至互仿相效……

  

   迎神赛会也多在有灾害时举行。海外散人《榕城记闻》所记录的就是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间,榕城出现了瘟疫,按乡例便祈禳土神,当时的情景是:

  

   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扮鬼脸,或充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与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举行的迎神赛会,都以其伎艺的、宗教的、服饰的、器具的等丰富多彩的样式,吸引着人们,并日益广泛地传播着,影响所及,以至明代南京妓院都举行了赛会。周晖《续金陵琐事》这样说道:

  

   有色业俱优者,或二十三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锄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

  

   这已超出迎神赛会范围,但又不能不是赛会的一种。至清代,类似这样的赛会,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商人参与其间的赛会。金安清《水窗春呓》记嘉庆年间淮城商人举行的一次“群花会”:

  

   二十四位艳丽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都是人世间罕有而精巧绝伦的物品。二十四位艳丽无一雷同,价值达万金以上。临河观众数千人,都认为这是神仙高会。

  

   奢侈风气一开,迎神赛会赛俭朴了,就会使人抬不起头来。吴震方《岭南杂记》这样说道:

  

   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竞出珠玉珍宝,装饰孩童,置之彩舆,高二丈,陆离炫目。大抵爆俱以缯彩装饰,四人舁之,声彻远近,中藏小爆数百,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闻未乱时更盛,土人颇惭此会殊寒俭矣。正因这种心理作祟,所以各地迎神赛会,无不全力以赴,使迎神赛会的费用、规模不断攀升,豪华日甚。正像陈懋仁《泉南杂志》批评迎神赛会时说的:“不但靡费钱财,恒有斗奇角胜之祸。”有的就是因为场面浩大,不堪承负,难以为继了。还有的盲目追求表面效应,但组织失调,结果践踏死人,时有发生。

  

   《天津皇会考纪》载:光绪十年(1884),三十二人担的,底高八尺,底上共有三抬,每抬占据一层,每层有数名童子演剧的“抬阁”,其上发生了晒死“王母娘娘”一事。起因是:第二抬阁最高层为王姓六岁小儿,扮王母娘娘,童于是被绳子缚在抬阁中心一铁柱上,若飞凌空,观者无不称奇,但太伤人道。因扮演者不得饮食走动,出会时,日光暴热,王儿索水无应者,喊病也无应者,一直到晕到死,也无人理会。

  

   又有“报事灵童会”,一个扮演头戴紫金冠的童子,冠上镶嵌一个大如鸽卵,用金钢钻匝的珍珠,价值三万金,谁知第二日冠上珍珠丢失。原来出会前一天,北京及各地就有三百多著名小偷来到天津,一偷施展手段将此珠窃走……

  

   更为严重的是迎神赛会上的沿户按门劝募的敛钱弊病,使人怨声载道,却碍难拒绝。盖此弊病根深蒂固,早在宋代就已露其端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仁宗嘉祐五年(1060)时成都所部诸州,每年都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将军、曹吏、牙直之号,执枪刀、旗幡、队仗,及以妇人为男子衣,或男子衣妇人衣,导以音乐百戏,三四夜往来不绝。李焘针对此情,深有感慨地说:“虽已揭榜禁约,然远方风俗相沿,恐难骤止,请具条制。”可是有了条制就能制止这种恶习吗?答案是否定的。乾隆时期的名士杨无怪在《皇会论》中还描绘了这些游手好闲敛钱者的形象:

  

   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图了热闹,赚了吃穿。

  

   然而,这绝不是迎神赛会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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