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由于“文身”可以更真切地使异性迷恋，在一个“伎巧则惊人耳目”的氛围中，它格外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要以“文身”为荣耀。徽宗朝的李邦彦，身为宰相，每每侍宴，他也“将生绢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这种本无“文身”，却偏偏要显示有“文身”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赶时髦。而有人就是因“文其身”，得到了皇帝所赐“锦体谪仙”的雅号。所以，在东京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普通百姓也是要露出“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
在南宋临安，市民们则组成了专门的“文身”社团——“锦体社”。剧作家则在戏剧中塑造了“文身”人物形象，如每逢临安举行盛大节庆活动时，逡行于西湖的伎艺画舫上，“俱装小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出演。为了促进酒的销售，诸酒库请来伎艺人助兴，其中也要有“乔妆”的“锦体浪子”形象。伎艺人中亦不乏“文身”者，像“唱赚”的“雕花杨一郎”。他“文身”的目的无疑是希望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还有存世的宋代《眼药酸》绢画可资佐证，画中右边作市井细民打扮者，头巾扎作冲天形态，着圆领青衫，系腰带，穿白裤，蹬练鞋，袖挽至肘，露出青色的“文身”手臂。这种故意露出“文身”模样，是为了表演，是为了取悦于市民，也可说是市民喜欢“文身”人物的最为真实的记录，它仿佛使我们触摸到了宋代人们对“文身”热烈喜爱的历史脉搏……
通过以上的巡视，观者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身”为什么在唐宋兴盛?并有鲜明的美饰倾向?笔者认为，只有将“文身”现象放在文化大背景上去观察，才会对唐宋“文身”有较为清楚的体会。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宋代，她的科技和文化均是空前的。这一时代著作家所勾勒出来的人物、景象，无一不显得明朗而又蓬勃，雄厚而又酣畅淋漓。那边塞戎行的书生，那稻谷茂盛的田野；靓妆俊美策马驰骋的女子，深海远洋劈波斩浪的巨舰；即使那偎红倚翠的柳永，也是那么洒脱自如，浅斟低唱也是那样流畅动人……唐宋气象是一种昂扬的、精致的文化气象，就像《说文》解释“文”的含意是“错画也”一样，唐宋的时代特征是文采斐然。
传统的东西，或扬弃或美化，不断地标新立异，或超凡脱俗。一向身居深闺后院的妇女竟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报春燕子，从唐墓出土的石刻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来看，唐代贵妇乳房半露或完全袒胸裸臂，向世人炫耀身材的丰满。宋代女子则在最热闹的上元灯节，在皇帝与万众面前，脱衣裸身，相扑为戏，使肌体尽露，引人观赏，以至司马光为之惊诧，专上一《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是的，唐宋时代发生着前无古人的变化。长安、东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宏伟气度，伸开臂膀，接纳着四方宾客。为了向海内外表示出自己豪放不羁、自信十足、勇往直前的风采，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文身”最容易向外界传播这种文化韵味。“文身”这一旧有的传统样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翻出新花样来的。大家已看到，在唐宋之前，“文身”主要是作为刑罚使用的，尽管有些少数部族崇尚它，但“文身”的影响还未迈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只是到了唐宋，“文身”才跳出刑罚的藩篱，甩开了部族的局限，普遍升华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整个社会水面上荡漾开来。
特别是在宋代，“文身”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宦门的婴儿，如兵部侍郎王湖公初生时，便全体刺上百花鸟雀。以文雅自负的儒士也“文身”。血统高贵的皇族子弟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文身”的漩涡，虽然皇家发出“凡人一被文刺，终身不可洗除”、“有玷祖宗，莫此为甚”的恫喝，并作出“宗室不许雕青”、违者加以处罚的规定。可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经被群众认同，又怎么能阻挡住它的奔涌冲泻?用宋代高承的话来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学者也为“文身”寻根究源，宋代的王观国经过对秦伯、虞仲因故“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盖自同于蛮夷之习”的考据，得出结论道：“文身断发，粤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龙之害也。”这种从风俗上肯定“文身”的学术做法，为“文身”找到了正宗，这显然也是宋代“文身”发展已很深入民众的一种折射。但我们不能忽略了唐代“文身”，虽然它没有达到宋代那样的程度，可正是唐代的“文身”托着宋代“文身”攀上中国“文身”的最高峰。因为再往后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文身”样式从未越过宋代“文身”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宋代“文身”的基础上的复制。这样的观察点是可以成立的，以此推广而去，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问题时，笔者也将遵循这样线索作如是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