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早在唐代的“文身”刑罚中，就已经开始了将“文身”转向美饰的变化。《画墁录》曾云：周太祖郭威，“微时，与冯晖同里闬，相善也。推理无赖，靡所不至。既而各窜赤籍，一日有道士见之，问其能，曰：吾业雕刺。二人同令刺之。郭于项右作雀，左作谷粟；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这段史事在《五代周史平话》中则衍变为：少年郭威，因用石子驱赶偷吃谷粟的麻雀，误伤邻家孩儿，使其气绝。到了官府，量郭威11岁难以加刑，便“唤针笔匠就面颊左边刺个雀儿”，以让郭威记取所犯事由。
这一史实表明，唐五代已出现专门雕刺“文身”的职业匠人，和专在官府、行伍供职，只雕刺犯人和士兵的“针笔匠”。又如反映宋代生活的《水浒传》第七回、第八回、第十二回等章回中，出现了为衙门所雇唤，给罪犯面颊身上“刺字”的“文墨匠人”。专门雕刺的职业“文笔匠”，是凭手艺挣钱过活的，是很讲究技术的。唐五代时的“刘知远出去将钱雇请针笔匠文身，左手刺个仙女，右手刺一条抢宝青龙，背脊上刺一个‘关天夜叉’”。这明显不同于只作标记的“刺字”水平，而带有美饰意味。如《水浒传》第二回，史太公请了明刊本《水浒叶子》插图：九纹龙史进一位“高手匠人”，在史进全身上刺了共有九条龙的“花绣”。又第六十一回，卢俊义见燕青“一身雪练也似白肉”，便也请了一位“高手匠人”，给燕青刺了“遍体花绣”。
这就使我们了解到，唐宋“针笔匠”不仅专业化，而且还有粗下、高细之分，粗下者只能作简单的“刺字”，高细者则能刺出好看又复杂的“花绣”图形来。唐代段成式曾记录了许多这样“文身”的例子：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待诗图也。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
唐末的无赖男子，也往往用“文身”比试高低，有的是在身上刺上著名的《辋川图》，有的是刺上白居易、罗隐的百首诗歌……
这些例子使我们嗅到的是对高雅文化仰慕的气息。而安野先生所举保卫皇帝的张俊军士的“花腿”例证，恰恰反映了他们其意是以“花文身”讨龙颜大悦，以至连无赖也竞相仿效“花文身”，这当然是由于“花文身”具有美饰的作用。宋代话本《郭节使立功神臂弓》中，作者就着力描写了两个无赖相斗，先以“文身”夺人的场面：
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材出众，那堪满体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剑，右臂上五鬼擒龙；胸前一搭御屏风，脊背上巴山龙出水。夏扯驴也脱膊下来，众人打一看时，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黄胖儿忍字。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赌个输赢。
满身雕复杂图案者一“亮相”，就博得了喝采，而身上图案单一者则无人叫好捧场。可见，无赖的“文身”也要予以美饰，这已成为一种时尚。倘若“文”上独特图形，更显与众不同。宋代的人们也多以“文身”者所刺图形称呼其人的。像《夷坚志》所记：
吉州太和民谢六以盗成家，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曰“青狮子”。有拣停军人张花项，衣道士服，俗以其项多
雕篆，故目之为花项。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壮勇有力，善骑射。面刺双旗，因以得名。
值得注意的是，“文身”越来越多地成为美貌的象征。在宋代人眼中，漂亮人物的形象，则须是“文身”者。如《水浒传》第四十四回中的杨雄：“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这样的男子是最易得到妇女喜爱的。南宋永康军有一妓女谒灵王庙时，见门外一马卒，“颀然而长，容壮伟硕。两股文绣飞动，谛观慕之，眷恋不能去”。燕青正是凭着一身“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的“花绣”，引得东京名妓李师师都要他脱衣“求现”，并用手“去摸他身上”。当我们用史料与小说相比照，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宋代有人“刺淫戏于身肤”了。这正像明人胡应麟在分析唐代张安贫儿为什么要在胳臂刺上诗时，认为这是“札刺名号，以互相思忆”，“狭斜游人与娼狎，多为此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