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通事谚解》对“捶丸”的记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捶丸”的竞赛形式上，朴通事说：击球之法，或数人或十余人分左右以较胜负。这和高尔夫球比赛的单人、三人、四人等人数规定没什么大的区别。
对“捶丸”器材，朴通事说：“将我那提揽和皮袋来，拿出球棒来。”所谓“提揽”，即“如筐子上有圆圈，用手提携”。今天高尔夫球比赛时，赛手自己或由专人提着或背着一个长长的装满各式球杆的皮袋；而在元代，去“捶丸”时，所需的各式球棒等器材，就是装入特制的“提揽”和“皮袋”中，提携或背着到“捶丸”场地上的。可见二者是十分相似的。“捶丸”时所用的“球棒”和“球”，也与今天的高尔夫球相差无几。朴通事说：
用有柄木杓接球，相连不绝，方言谓之球棒。球用木为之，或用玛瑙，大如鸡卵。
如朴通事所述，“球”是用木或玛瑙制成，像鸡蛋大小，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差不多，只不过制作材料不同罢了。可是，说“捶丸”中“有柄木杓”也与今天高尔夫球杆相似，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我们需要从《朴通事谚解》问世的元代，及前后有关联的宋代、金代、明代的图画、实物及史料中，去找到旁证。从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元代壁画《步打图》中“捶丸”者所持的球棒，从宋代一陶枕上正在打球的儿童手中拿的一扇形长棒，从上海博物馆藏杜堇《仕女图》中几位仕女所持的球棒，我们可以获知《朴通事谚解》中的球棒“有柄木杓”的形象，就是球棒的击球部位，近似三角形状。
《金史》卷三十五这样记载当时“捶丸”的球棒：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
“捶丸”之杆外形如同一倒置的长数尺的羹匙。虽然《金史》所记的是击马球的球棒，可是历史上对球杖的记载就属这条史料较为明确。况且，《丸经》记录了金章宗极爱好“捶丸”，其“捶丸”球棒当然不会与马球杆相去甚远，因“捶丸”是从唐代打马球变化的“步打”脱胎而来的，这是人们熟悉的史实。
1989年第4期《体育文史》刊载帅培业的文章《中国古代马球的马和球具》，也披露了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绢画《击鞠图》中的马球杆形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行乐图》上所画的“捶丸”球杆一模一样，这是个极有力的旁证。再看朴通事对球棒的解释：“棒形如匙，大如掌”，可见，“捶丸”的球棒其长，其形，与马球杆大略相同这一论断完全可能成立。而这些特点不是和长一米左右，其杆端部如羹匙状的高尔夫球杆很相像吗?关于“捶丸”的场地设施，朴通事有两种解说。一种是射过竖起的球门“落窝者为胜”，这种设施和今天的高尔夫球场设施有较远的距离。这是由于“捶丸”设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甩掉旧有的规矩的束缚，所以在元代最初的“捶丸”中，还保留着宋代打球时设球门的习惯。而另一种解释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较为一致了，即“掘地如碗，名‘窝儿’。或隔殿阁而作窝，或于阶上作窝，或于平地作窝”。“人打球儿，先掘一窝儿，后将球儿打入窝内，方言谓之‘窝儿’”。“窝儿”也不尽一样，有“花基窝儿”，是“以砖砌基，其上栽花藏窝”。还有“花房窝”，即“如打球，先立球窝于花房之上，然后用棒打入，方言谓之‘花房窝儿’”。“窝”即今天高尔夫球场上的“洞穴”，布于一块不规则的，有起伏丘陵也有平坦草坪的大场地上。“阶上作窝”、“隔平地作窝”，这个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了。还有“或隔殿阁而作窝”，元代殿阁是相当高的，可以想见“捶丸”场地之大。“花房窝”、“花基窝”则又表明“捶丸”场地是要有花草的。这与今天高尔夫球为增加比赛难度，在球场内设置一些沙坑、深草、树木、道路等障碍区是相同的。
“捶丸”的打法和高尔夫球也一致。如“人将木圆球儿打起老高，便落于窝内”，“击起球儿落入窝者胜”，“球行，或腾起，或斜起，或轮转，各随窝所在之宜”，“或立而击，或跪而击，节目甚多”。这些记述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人在打球时，只能是站着将球打起老高，击起的球在空中作弧形滑行，要越过“障碍”落入窝者才为胜。像今天的高尔夫球比赛一样，那时的“捶丸”就有侧旋球、内外旋球等不同击球方式了。而且，除了站着击球式还有跪着击球式，各种姿式很多。
朴通事所记“捶丸”的计分规则是：球被击入窝则算得分，当击球者击球入窝时，“则他球不得再击”。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击球规则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盛行于世界的高尔夫球的主要面貌在元代“捶丸”中已经具备了。虽然今天高尔夫球的制作方法、高尔夫球杆的制作材料已有了变化，但是高尔夫球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元代的“捶丸”就规范了的。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中国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
我们从《朴通事谚解》中可以推测，朴通事不仅将“捶丸”的打法而且也将“捶丸”的器材带回高丽国。进而，在元帝国横跨欧亚广阔疆域的时代，通过欧亚的安全顺畅的水路、驿道，大批来自西域的商人、罗马教士、俄罗斯使者云集于元大都，他们学会“捶丸”这种当时世界上称得上是高雅而有情趣的活动，并将它连同器材带回国，向欧洲传播，是完全可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