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虾蟆，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毫。其虾蟆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虾蟆声应拍不乱……
清代《点石斋画报》又有一幅《蛙嬉》使人们了解到：
《点石斋画报·蛙嬉》
浙江象山、宁海间，有一位弄蛙者，他舞黄、绿小旗，指挥十余只黄、绿蛙，可以随意唱一二曲俚歌，檀板渔鼓亦娴节，拍鼓声“咚咚”，与“阁阁”的蛙声，若相应答。
复杂的乐曲，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蛙感应并适用自如?其内在奥妙，真是神秘莫测。可是弄虫蚁者却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显然是出于满足人们喜怪猎奇的心理。正是在这种目的驱动下，清代的弄虫蚁者敢于标新立异，创造出了许多奇迹。
据徐珂《清稗类钞》说：
光绪年间的台州，有一人教一狗学人语，历经十余年，这只狗竟能读书。表演时，取一册《礼记》，狗读《檀弓》篇，不爽一字；又取《周易》，读《系辞传》，也非常熟。这狗读书的声音非常响亮，惟发音时稍强硬，不能如人语之便捷。然而《檀弓》、《系辞传》，都是聱牙佶屈，不易上口的，可是这狗却被调教得可以成诵!
还有更难的是清代朱梅叔《埋忧集》所记：
《点石斋画报·驯蝎》
一人用两竹管，畜养了红、白两种蚂蚁。表演前，取红、白两小纸旗，分东、西插在几上。此人取竹管去掉塞子，分放两边，再各向管口弹指数下，蚂蚁随出，自成行列，趋止于旗下，排列如阵。此人复出一小黄纸旗，作指挥状，群蚁即纷纷齐进，两阵既接，举足相扑，两两角斗，盘旋进退，均合节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扰乱若奔溃者，另一群争进，其行如飞，居然战胜追奔逐北的模样。此人又挥动小黄旗，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战败的蚂蚁也络绎奔来，争相入管，不复成行了……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还有许许多多，如汉代的驯蛇、驯骆驼、驯虎、驯猴；唐代的韩志和蓄赤色绳虎子，应声按梁州，并能作“致语”；宋代的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等等，它们是“弄虫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值得继承和研究。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虫蚁”。
在宋代，此类“弄虫蚁”就很突出。随便举一例，如方勺《泊宅编》记北宋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的僧侣，驯养了一猫，有客来，此猫便前去迎接并走报主僧，见来的不像正经人，便紧紧跟随……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国璠《台湾杂录》记：
一人由于事繁，便将自己养的鸭子训练成为50队，每队百只，选壮鸭为首，日出，责领队出，到晚再领归，归则列队于泽中，像排阵似的。为首的鸭戛然长鸣，则全队无缺，否则有散失。
还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产小鱼，山里的儿童就加以畜养，让它们互斗。这种调教斗鱼术，发展到了清代，变化成为如徐珂《清稗类钞》所记：
有人将红、白两种金鱼，共贮一缸，用红、白两种旗指挥它们，摇动红旗，红金鱼就都随着红旗往来游翔，紧紧跟随，缓转缓随，旗若收住，鱼就都潜伏。白金鱼也是这样。再将二旗并竖，红、白金鱼则错综旋转，前后间杂，犹如军队走阵一般。将红、白二旗分为两处，红金鱼就随红旗归成红队，白金鱼随着白旗而归为白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