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京的此类住宅为例：大中祥符年间景龙门北的李遵勖府第，仅其宅第以东就有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构堂引水，异石珍木，冠于京城。后来的蔡京常住的阊阖门外南边的府第，更是宏敞过甚，中有高达四丈九尺的六鹤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蚁。宅第的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
从这样的例子中，不难想见本不够宽裕的城市空间的拥挤。“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皇畿赋》中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财大势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现象屡见不鲜。
咸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诏令，命右侍禁门祗侯谢德权扩充东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对声。虽然这次也设立了标记，立于街道两旁，不许越标私建，但真正实行还是很难的。真宗怎么能超越和摒弃他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呢?
况且真宗当朝时，也用了14年的时间，修起了壮丽的玉清宫，宫殿占地颇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积大到2610区。玉清宫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穷了全国的山谷。
无限制地建府治第、筑楼修殿，势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后果就会使东京的衢巷愈来愈狭隘。熙宁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夺门而逃，可是一个老兵将门关上阻挡，他们便无一人冲出。据说最初是因为这个作坊门巷狭窄弯曲，众工匠不堪忍受，请求将这作坊取直放宽，可是未获准许，工匠们便要冲出这牢房般的工作处。堂堂的皇家作坊也这等狭小，东京门巷的狭小可见一斑。
与唐代长安严格的方格网状街道不同，东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东京的路面普遍比长安窄，一般不会超过15～20公尺。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上所绘的街道看出来。在东京，不宽的街道两旁，欢门矗立，店楼密列，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可东京的面积却只有长安的一半，人口却比长安近百万的人口要多，最多时达到150～170万。
以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2）计算，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增至为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增至80万左右。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临时来京者、流动商贩、驻守禁军及其家属等等。有专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内50万人基数计算，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70余人，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这种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在沿街店铺及一个挨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说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范围并无多大扩展，因而居住非常拥挤，这就使庖厨相近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这是城市火灾的一个重要根源——
程琳任开封府尹时，内宫有一次失火，在场的宫人也都服罪，可是心细认真的程琳，为了明辨是非，就让宫人画了一张火经过的路线图。程琳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于宫人多，居住地方非常狭隘，而炉灶靠近板壁，时间一久干燥了，火灾自然就起来了。
这纯属天灾，而非人为，但从中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庖厨相近势必会酿成火灾。这也是后人总结宋代城市火灾多的原因之一，即居民稠密、厨灶连绵。一向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王安石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先后写了《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外厨遗火二绝》三首诗。其中一首：
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
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
如果没有很多的庖厨着火现象，王安石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笔墨，更不会以宰相身份写出这样的讽刺诗，这些诗的用意无非是想引起市民们的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