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杭州孤山不仕的林逋，养教了两只仙鹤。林逋将仙鹤训练得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则复入笼中。有时客人来林居，而林逋坐小船去西湖诸寺了，一个小童子一面招呼客人坐，一边开笼放出仙鹤，让它去寻唤林逋。过一会儿，林逋必划船归来，十分灵验。
又如蜀人来东京时，有事则用鸽寄书，不到十天，家中便可知其音信。商人坐船过海涉洋，也用鸽子通讯，携鸽至数千里外，纵之还家，以报平安。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确实能收到迅速便捷之效。养教鸽子在宋代城市中渐成风气，尤其东南一带，已成习俗。在那晴空中，常常有一群群鸽子，它们色分锦灰褐黑，上下翻翔，又像斑斓的彩练，乘风飘舞……高丽国人也慕名来买这样的鸽子。
显然高丽国人是钟情于鸽子的通讯报信的功能。事实上，宋代驯鸽已不限于给商人通讯报信，还被驯化运用于驻扎在城市的军队的联络中——
如魏公一次去名将曲端的部队视察，曲端向他奉上所率五支军旅的簿子，魏公点了一支，曲端便在廷间打开一笼，纵一鸽飞出，一会儿，魏公点视的军队便随着这只驯鸽赶来。魏公为之愕然，索性都要看看，曲端便将五只驯鸽一齐放开。顷刻间，五支军旅随着这五只驯鸽迅疾集合而来，果然是戈甲焕灿，旗帜鲜明。
曲端之所以能够运用驯鸽带动军旅，就是因为他看中了鸽子有悟会人性的功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调教虫蚁者，都是着眼于运用发挥虫蚁的属性，有不少的调教虫蚁者单纯是为了猎奇——
元祐年间（10861094），释惠洪在万安军并海遇见一位八九十岁的老道，他养教了一只大如倒挂的鸡，一只小于蛤蟆的玉狮，一只状如铜钱的龟。他将鸡放在枕头中，让它啼即梦觉。他用线将玉狮系在案几上，唤它跳踯凳几唇作危坐状。他还将小钱龟放在盒子里，时时揭开盒盖让它爬出，到自己的衣袖之间游戏。释惠洪为之感慨：真是用诗都难写出其高韵来。
也是同一时期，邹浩在南迁时，曾去湖南的零陵澹山岩游逛。当他将到时，寺僧已出来迎接了。他很奇怪地问寺僧怎么知道他前来?寺僧回答说：是寺里养教了一只狐狸，凡是有贵客来，这狐狸就鸣叫报信。邹浩极为赞赏，欣然作诗曰：
我入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
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狡猾的狐狸，养教到如此能观察动向又非常通晓人性的程度，是很难的。它是受城市调教虫蚁之风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猎奇现象，因为作为宋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其发源地无不在其中心城市里，调教虫蚁也不例外。城市的调教虫蚁，总是能够为形形色色奇特的调教虫蚁提供着生动的范例——
如元祐年间在东京的“海哥”表演。“海哥”前二足似手，后二足是与尾相纽，其皮染绿，有斑纹如豹，实为海豹。都市人少见此物，争先恐后地来观看这只“珍怪”。教海豹者，用一个槛笼置放海豹。待观看的市民交足了钱，此人便呼一声，海豹闻声出
来表演，仅这一出一现，就有人掷下千金，教海豹者所获金钱都无法计算了。而且，王公们不断使人传召，让他去府宅中表演，教海豹者一天几乎没有闲着的功夫……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市民无论高低，对奇特的调教虫蚁都是趋之若鹜的。同时也折射出了，调教虫蚁已被作为一种娱乐市民情绪的艺术被推而广之，以至有一豪族落魄子弟，见卖药者多弄猴子为戏，可以聚集市人供奉，他就比照模仿，装扮猴形，韦绳贯颈，跳踯不已，表演于场……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非是因为调教虫蚁表演可以赚上大钱，于是，调教虫蚁者无不挖空心思，琢磨出一般人不能的把戏来。像被临安市民称为“神技”的“蜡嘴舞斋郎”，即为伎艺人唱着曲儿，引导着一只蜡嘴鸟作傀儡戏。只见那蜡嘴鸟拜跪起立，酷如人形，跳跳摆摆，模仿着戏剧舞蹈动作，引人发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