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将市民须臾不可离开的茶、酒与蹴鞠联系起来的做法，虽为商家促销手段，但若无市民迷恋蹴鞠的广泛基础，则不会出现。溯源而上，市民之所以狂热喜好踢球，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借蹴鞠运动，使身体强健的观念深入市民中间。这种观念突出体现于徽宗赵佶《圣济总录》，赵佶极力推崇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应和“五运六气”相联，实际是宣扬“运动”。赵佶主张“体欲常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并明确
提出“春宜吐”。宋代城市蹴鞠在春天最为兴盛，想来与此理论有关，所以陈元靓称宋代的蹴鞠是“运动戏”，是有根据的。体育史家如此总结蹴鞠——“能令血气调和”，“体虽肥胖，敬此而举履如飞；年乃隆高，频踢则身轻体健”。“一团真气，包藏太极之分。当场运动，如盘中之走珠”。蹴鞠“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五禽之戏”。可以说，蹴鞠是宋代政府“五运六气”运动理论体育化之体现。
市民喜好踢球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宋代的足球制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更易踢玩。众所周知，球的制作是在晚唐发生变化的，即把两片合成的球壳改为六片或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壳内所塞毛发也被动物尿泡代替，这就使实心球发展成为了充气球。
宋代的气球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宋代的球壳为十张牛皮。官府人员希望将棘手公务化为轻松便利，常用这样的比喻：用十张牛皮缝做一大气球去踢。气球或用十二片皮子缝成，如陈元靓所说：“十二香皮，裁成圆锦。”
气球的原料主要是熟硝、黄革。《蹴鞠谱》归纳制作气球工艺道：“密砌缝成侵，不露线角，嵌缝深窝，梨花可戏，虎掌堪观，侧金钱缝短难缝，六叶桃样儿偏羡。”从蹴鞠纹铜镜上女子所踢的球上隐约可见桔瓣状缝合痕迹，就是宋代气球这种多皮缝合的佐证。
制出一个完美的气球要“角嵌斜平缝不偏”，“须交碎凑十分圆”，这样的气球踢起来才稳当。程大昌《演繁露》说，这是“加巧”，使踢气球者，“以脚蹴使之飞扬上腾，不复拘于窟域矣”。根据气球这一特点，如何把球踢好、踢稳、踢高，就有许多讲究，像《宋人蹴鞠图》所画的那样——
身如立笔，手如捉物。
身要旋安，脚要活立。
众人簇围着一个气球踢，都以“失蹴为耻，久不堕为乐”。用蹴鞠的行话来说，踢起来会像乌龙儿摆尾，似丹凤子摇头，将球踢得很高。这也使控球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从而也就有这样一个笑话在城市中流传——
苏州进士李璋，善踢气球。有一次他与人蹴鞠，因用力过大，气球飞落到一位良家妇女头上，将这位妇女头上的冠梳碰个粉碎。这当然被认为是有意侮辱，大逆不道。这位妇女揪住李璋，到官府告他碎其冠梳。太守升堂问李璋：你真是举子的话，我试你一试。李璋说：那就请出题目。太守说：你就以踢气球误碎良家妇女冠梳为题作一首诗。李璋不假思索，应声吟道：
偶与朋游，闲筑气球。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头。方一丈八尺之时，不妨好看；吃八棒十三之后，着甚来由。
诗句活泼，琅琅上口，惹得太守大笑，随手一挥，释放了李璋。
这则出自《李希声诗话》的笑话，证实了宋代踢气球已有了相当大的难度，气球起码要腾升到一丈八尺的高度，才为“好看”标准，这需要具备非常高超的控球技术，否则将难以随心所欲地踢球。因此，宋代蹴鞠家归结出了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肷等“十踢法”：
肩如手中持重物，用背慢下快回头。
拐要控膝蹲腰取，搭用伸腰不起头。
控时须用双睛顾，捺用肩尖微指高。
拽时且用身先倒，右膝左手略微高。
胸拍使了低头觑，何必频频问绿杨。
这样的踢球技术，已和现代足球运动技术相差无几，如控球时须用双眼四顾，以寻找最佳传球落点，拽球时“用身先倒”，即现在常见的“铲球”……“十踢法”，完全可以视作个人练习踢球时最为基本的踢球技术。
要全部熟练掌握这些蹴鞠技术是很难的，非得专门学习和坚持不懈地长期演练不可。于是，专门研究和传授这种踢球技术的市民社团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圆社”，又可称为“齐云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