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以前，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给予相扑如此之高的重视。宋初的调露子所著《角力记》中一段概括宋初东京相扑的面貌的话可以作证：
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丛萃其间。旧例屠羊、豕者，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于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更令人满意的是，调露子在理论上条分缕析，给相扑以“正名”。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己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男无勇之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
调露子的观点与《晋书》“相扑下技”及唐代对相扑“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径庭。调露子的理论，正是宋代城市中涌动的相扑春潮的回响，市民们已经将相扑当成不止于强身健体，而是兼求锻炼灵活、技击凶猛、自如应变的一种运动——
吴兴有六名士子，去东京赴试，晚间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数名挟枪持刀、气貌凶悍的强盗。士子中间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扑之术，号称“霍将军”的霍秀才，他立即让同行者止步，列立于后。这是在迎敌之前，先稳住“阵脚”，然后，霍秀才主动上前出击。由于他深得“扑倒”之精髓，用短棒击中强盗的膝盖，出手极快，转瞬之间，数名强盗一个个仆倒在地不能起来了……
这一故事，是对调露子“击要终在扑也”理论的验证，也是宋代城市相扑已向较高深层次发展的一个征兆，市民对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儿相扑、女子相扑，就是非常独特，均为宋代以前或以后所未有、所鲜见。
小儿相扑，据《识余》记载，大致是：两小儿表演时，俯首，双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样用头相触，互相较力，颇像两两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戏。四川邛窑出土的小儿相扑瓷塑，表现的则是另一形式：互相搂抱相搏，双腿拉开后支。这套瓷塑虽高仅6.4厘米，却十分传神。
小儿相扑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形式。女子相扑，则和男子相扑形式一样，裸露颈项臂膀，乃至腰围，所以被人称为“妇人裸戏”。女子相扑，曾在东京最大的宣德门广场上，为皇帝与市民表演过，当时万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使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从目前遗存在辽宁博物馆的赵佶所画的宣德门，与北宋钟上宣德门浮雕，不难想见宣德门之高大雄伟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之而上书，至今读来仍有一股激愤之情了。尽管司马光提出了“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提归提，并不妨碍女子相扑在城市体育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临安，以“女厮扑”闻名的就有张椿等十名之多。
“厮”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称“相扑”，而为“厮扑”，乃是取女性身单力薄之特点，含贬意。与“女厮扑”类似的还有“女飐”，它是正式相扑的前奏——临安女飐为数不少，有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女急快等。她们在男子相扑之前，使用类似“水流星”的利于急速展转的“飐”，打开场子，招呼观众，制造气氛，待市民围拢过来时，正式相扑开始，女飐便退下……
这种现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扑强身健体的本色在减弱，搞笑逗乐、极力迎合市民欣赏需要的成份在相扑运动中逐渐增强。如“戾家相扑”——
“戾家”，是临安的常谚俗语，当时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的话，可见“戾家”一语，寓有不学、不内行的意思。张端义也曾用“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来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称“戾家相扑”，不过是由于相扑手众多，不得不标新立异，自立贬语独为一家，用来吸引观众。既然以“戾家”自我标榜，在表演相扑时，自然就有引人发笑的戏耍性动作。这使相扑越来越耐看，常见的“乔相扑”就是这种类型的项目。
“乔相扑”是表演者隐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两个偶人的衣服套子里面，表演者弯腰四肢着地，背负这对双手连接成互抱姿势的偶人，表演者的双手下面穿着一双靴子，作为一个偶人的双腿，自己的一双真腿作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掳、后挂、搂腰、盘腿各种姿势，尽情展示相扑时的各种解数，看去和真相扑一样……但比较而言，还是两两相当的角力是城市相扑运动的主流，当时临安以相扑著名者就达44名之多，而以“乔相扑”著名者不过9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