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钱是背面，则称为“纯”。几个钱全部掷成背面，则称为“浑纯”，“浑纯”是赢的标志。如宋代有的市民“一扑五钱皆黑，一钱旋转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几乎浑纯及榜，乃为小荐第一”。
在关扑进行时还有些约定俗成的具体说法，像元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说关扑时，“如不要你蹲着腰虚土里踪，叠着指漫砖上墩；则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
一扑起来就意味着扑钱，关扑的人无不小心翼翼，有的竟紧张得“呀，呀，呀，我则见五个镘儿乞丢磕塔稳，更和一个字儿急留骨碌滚，吓得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纹”。因为稍有不慎，顷刻之间，失去本钱乃至万钱并非不可能。
但就是这样的关扑，使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市井小民看见了一线光亮。如盐官县黄天荡的余三乙，已到行乞于市的地步，幸亏妻子存了数匹布，他便以此为资，跑到临安，“扑卖头须篦掠”为生去了。
可是这种偶然性很大的赌博，并非能解人于倒悬。在东京，有的市民已两天没有饭吃，就找熟人赊了一条鱼，晨起去大街上关扑，希望能赢点钱，作全家之食。谁知与一待发榜的举子掷骰赌钱，却叫举子一掷胜了，赊来的鱼，扑没了，就等于这一家市民食物和财物全没有了。
这真是资本微薄，且希望无定，然而，有市民确实从一扑中得到车马、地宅、歌童、舞女以及器皿、食品……这就撩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无论如何也要去关扑的念头。宋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描写这种关扑状态中的市民形象——
有扑鱼的市民，扑输了仍不甘心，又央借“扑过了鱼”，准备再到前面扑赢得几个钱，以养老娘，然后来还借给他鱼的郭大郎，一条鱼竟寄予以这么大的期望。那扑过鱼的郭大郎见他说得孝顺，便将鱼借给他去扑。扑鱼的市民，满怀信心拿着鱼，路过一酒店，被酒店中一恶棍李霸遇叫住“扑鱼”，结果李霸遇“扑不过，输了几文钱，径硬拿了鱼”。扑鱼的市民无奈，以实相告借给
他鱼的郭大郎，郭大郎愤愤不平，便去酒店找那赖鱼的恶棍。俩人因“扑鱼”，在酒店展开了一场厮打。
话本作者，选择宋代城市中最为常见的、与普通市民联系最密切的关扑为素材，是有寓意的。一是它可以最直接地反映出一般市民的生活概况，二是通过郭大郎为扑鱼而拔刀相助，褒扬捍卫关扑的合理性的行为，抨击破坏关扑的败类。
在描写此景此情之前，话本作者特加一伏笔，说：“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这实际也道出了郭大郎的成长过程，他是由一个不遵关扑法度的市民，转化成了一个视捣乱关扑为敌的市民，这细微的一笔，却是有深刻含意的。
因关扑而横眉相向，虽为个别，但折射出了关扑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说有的市民身家性命系于关扑之上，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关扑的市民，是希望通过赌物赢钱，改善境遇或谋到好处。可是扑起来是凶是吉，无法把握，所以，市民们又在扑前虔诚地祷告一番：“我去这新盒子内，拏的这常占胜、不曾输、舀富贵的马杓、明滴溜的六文头钱问：钱哪!我若是告一场响豁，便是我半路里落的这慇。”
有的市民甚至以关扑来测定自己是否应该做某件事。如南宋嘉定十年（1217）九月，一孔姓官吏的门客郑复礼，因见市上有三文十纯博鸡并钱的游戏，勾起他对孔家小姐垂涎已久的想法，他便借关扑——
如果用骰钱祝之得一个“纯成”，便去拐孔氏女，结果他随手便得了一个“浑纯”，但他还不放心，又借骰钱“一祝”，结果又得一个“浑纯”。也许这样的运气是少见的，郑复礼在这天夜里，便将孔家小姐拐走了。运气好坏，只有去扑一下便知端详，何乐而不为?这大概是所有参加关扑的市民的心理吧。这样的市民不止一个，各式各样的关扑形式便相应出现。东京有这样一位
扑卖饧的小商贩——
他为使市民能与自己一扑，自己又不蚀本，精心设计，做了一个三尺圆盘，上面画有数百个禽鱼器物，它们长不过半寸，大约如人小指，小的只有两个豆粒那么大，而且细到禽有足，鞋有带，弓有弦。扑卖饧商贩旋转这琐细的圆盘，用别着五色羽毛的针箭，招揽市民“扑买”，买者投一文钱，便可用针箭向旋转的圆盘射去，扑卖饧商贩一边看，一边高声唱叫白中某，赤中某，余不中这样的行话。待圆盘旋止定住，卖饧者再看看与自己观察是否有差，若无差，射中圆盘上的禽鱼器物的市民，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油饧。而扑卖饧商贩，从圆盘上取下针箭，再旋转圆盘，开始下一次的“扑卖”……
这样的关扑，相当典型，它足可以代替发生在300年中宋代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关扑的基本面貌。我们或可将它称之为赢钱赌物的游戏。正是由于关扑中有娱乐的因素，这就更使市民向往这一可以愉悦精神又给人以希望的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