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剑桥，它只能算是个小地方，根本不能和牛津相比”:但牛津人威廉·莫里斯和他的公司还是在剑桥干活了。他的拉斐尔前派朋友爱德华·伯恩－琼斯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作品，尤其是彩窗和磁砖，在彼得豪斯学院、女王学院和耶稣学院的礼拜堂里都可以见到。对面的众圣教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座皮然风格的杰作，有顶画、壁画和玻璃画，1863年由乔治·弗雷德里克·博德利设计，第二代哥特式复兴建筑师之一。
在剑桥这样的环境里，每座新建筑都是一个大胆尝试。通过对各种风格的模仿，19世纪没有与传统决裂，而是适应传统。经常是成绩一般。而剑河畔以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的老大学图书馆和乔治·巴塞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得要有希望得多，两者都动工于183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那一年。当她执政结束时，剑桥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发展，是和一堆令人沮丧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分不开的。彭布罗克学院、伊曼纽尔学院和自由学校巷之间的丑恶住房也有牛津的风格奇才T·G·杰克逊的功劳。
赫尔曼·穆特修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在世纪之交最钦佩的英国建筑家中包括今天几乎被人遗忘了的麦凯·休·贝利·斯科特。他几乎只设计住房，在剑桥市内及其周围共设计了十多座，光斯托利路上就有5座。最有名的是48号，1912年为凯厄斯学院的一位院士修建，贝利·斯科特风格的代表作品，将室内室外、房子和花园设计成了一个整体，手艺上也更好地保持了工艺传统。今天，贝利·斯科特因他的较有名气的同代人埃德温·勒琴斯而黯然失色，勒琴斯在剑桥只留下了一个二流的作品，莫德林学院本森院里超长的住宿楼（1930年－1932年）。
30年代初，一座12层的图书塔高出了后园对岸的树。没有哪座高楼比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的新大学图书馆引起过这么多争论的了。和他的伦敦电站、巴特湖电站差不多，同样峻工于1934年的这座大学图书馆体现了一种抽象的壮观，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个妥协。而当时的前卫建筑师遭到了剑桥的拒绝：沃尔特·格罗皮厄斯，自1934年起流亡在伦敦。这位逃离了纳粹统治的建筑之家创始人于1936年（和马克斯韦尔·弗赖伊一起）为基督教堂学院设计了一幢扩建楼，被院士们拒绝了。相反，他们在第三院里建起了一种新乔治式过时建筑――不是剑桥，而是哈佛于1937年聘请格罗皮厄斯教授建筑学。
剑桥的20世纪始于1959年。这一年，巴兹尔·斯彭斯男爵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伊拉斯谟楼，剑桥的第一座国际风格的建筑。尼古拉斯·佩夫斯纳，一段时间担任剑桥美术系的斯拉德教授，对这些学院此前为现代派所做的贡献做出了如下的评论：“好像在我们的世纪里，知识分子领袖远离了美学领袖。”但“博士教授先生”（贝奇曼）很快高兴地发现他讲错了。1954年到1974年间兴建了七座新学院，增建了很多侧楼――这次建筑繁荣建造出来的并非总是杰作，但使当代建筑出现了惊人的多样化。值得在这些古老的学院里找找经常是深藏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庭院里的现代派建筑。我最喜欢的：圣约翰学院的克里普斯楼，绿色中一根波特兰白石砌成的回纹饰横梁，非常新潮，同时又很适合周围的景色（罗厄尔·钱伯林和博恩·钱伯林，1962年－1965年）。1945年后剑桥的最激进、争论最多的新建筑是大学自己委托的，詹姆斯·斯特林男爵的历史系，一座由工业玻璃和红砖建成的庞然大物（1964年－1968年）。“反建筑”，“美学上跟西红柿的温室一样不刺眼。”佩夫斯纳评价道，“非常丑”――这判决和如今受到文物保护的斯特林的历史系一样具有历史意义。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剑桥完全成了国际知名的英国建筑师的表演舞台，发展得要比牛津快得多。诺曼·福斯特男爵、迈克尔·霍普金斯男爵、理查德·麦科马克、拉尔夫·厄斯金、埃尔德雷德 ·埃文斯和大卫·沙莱夫、约翰·乌特勒姆、昆兰·特里、爱德华·卡利南，他们都在牛津建筑过，还有两位丹麦建筑师，亨宁·拉森和埃里克·索伦森。这里有对学院礼拜堂和图书馆、科研实验室和工厂这样的传统建筑任务的新的诠释。其范围从约翰·乌特勒姆的引起轰动的法老式管理研究所到迈克尔·霍普金斯的高科技帐篷，施卢姆贝尔格研究中心，它是新剑桥的象征。
这里，在城市的西部边缘，在M11和A1303之间的绿色角落里，大学建起了它的21世纪的两个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自然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西校园。马丁利路南侧的这一带已经建起了新卡文迪什实验室和韦特学校，兽医学系。别的研究所相继而来，还有科技合资企业，尤其是微软的欧洲研究中心，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紧邻威廉·盖茨楼。第二座新校园在城南兴起，在新阿登布洛克医院周围，生物医学校园。作为新千年版本，澳大利亚人亚历克·布伦尔斯男爵、纳米技术家和大学副校长，设计了“生物医学研究的一整条走廊”，从阿登布洛克斯医院到希克斯顿堂。两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德利克·桑格在剑桥南面的这块地皮上兴建了人类染色体组校区，21世纪医学欧洲领先的遗传学档案。桑格中心的现任领导人，约翰·萨尔斯顿男爵，200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和克里克和沃森曾经的合作者、分子生物学家悉尼·布伦纳和罗伯特·霍维茨分享。）
生命结构和建筑学有什么关系呢？大学最大胆的校园形象需要征得同意。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布赖恩·休曼与此有关，这是“市镇”和“学袍”之间的老矛盾在当代的延续。大学和学院拥有全部地皮中的将近30％，在剑桥西区拥有70％左右。在那里，只有征得学院同意，城市才可以建筑；反过来，像每个大地主一样，它们又受到城市规划部门的管理。新剑桥西区的主要规划出自建筑师（和三一学院的毕业生）理查德·麦科马克之手，它经历了常规的规划过程。布赖恩·休曼说道，“一开始，大学认为，那里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后院，对那里拥有规划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但事情总是如此：“一种创造性的紧张，要求双方的灵活性。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界线。”这种界线之一的标记是绿化带这个词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