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这样的地方是参观建筑史的好机会，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圣贝尼特教堂的钟塔到最新的高科技实验室。改革风波使得意大利文艺复兴很晚才来到英国，先是出现在纹饰和细部装饰里，最华丽的是国王礼拜堂（1535年）唱诗班的栏杆和椅子。大多数学院的建筑暂时还保留着它们的哥特式传统。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象征着新风格进入了一个完全中世纪式的环境。美德之门（1567年）的壁柱和山墙，圆拱门像罗马的凯旋门，拱肩里饰有胜利女神――这是纯粹的文艺复兴风格，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中很少见。和它相对的荣誉之门选用了博洛纳建筑师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的画册里的方尖柱和其它细节。在《建筑学》（1537年－1551年）这部影响巨大的作品里，英国建筑师们找到了五种传统的柱式序列以及后古典风格的其它内容。
当伦敦的伊尼戈·琼斯使国人对古典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趣味变化时，剑桥在1638年之后还决定修建尖拱窗和一座哥特式扇形拱顶，最后的一座，在克莱尔学院的门楼里。于此同时，该学院开始修缮它的老院，好象那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基督学院的教员们现在也想住进新时代的气息里。它的院士楼（1640年－1643年），布局对称，风格独特，壮观而孤单――约翰·伊夫林赞美它是“精确的建筑”。然后来了一位牛津人，他向剑桥人展示了他对古典风格的理解，一位从未搞过建筑的天文学教授：克利斯托弗·雷恩。
1663年春天，在他开始建造牛津的谢德尼剧院之前，他将他设计的一座学院礼拜堂拿给他的叔叔、彭布罗克学院的马修·雷恩院士看。礼拜堂特别简洁，有壁柱、山墙，少量装饰，剑桥的第一座纯古典式建筑。克利斯托弗·雷恩不仅受到了塞利奥的画册的启发，同时代的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也启发了他，比如他1665年在巴黎遇到的贝尔尼尼。一年后他设计出了另一座礼拜堂，伊曼纽尔学院的礼拜堂，已经含有巴洛克因素了。但雷恩在剑桥的杰作是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动工于1676年，当时他已经是国王的总建筑师了。这座图书馆设计宏伟，手艺完美，精细入微，雷恩以此对帕拉第奥的古典派做出了他自己的独到注解。
我们在敛桥又遇到了雷恩的助手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和牛津不同的是，这里没能让他实现他的宏伟设计（1713年），无论是给国王学院的设计――一个将近90平方米的包括回廊和钟楼的庭院――还是对市中心的雄心勃勃得多的规划。如果霍克斯莫尔的设计付诸实施了，我们今天就会穿过一条沿着小屈里街的主干道从基督学院礼拜堂前往国王学院礼拜堂，计划中要在那里修建一座有柱廊的学院广场。霍克斯莫尔还想拓宽三一街，将它修直，配上方尖柱，像纳封阿广场一样――罗马巴洛克建筑的校园版本。
参观空中楼阁有其特殊的魅力。您设想一下，如果听从了卡帕比利特·布朗，沼泽地里的这座小城会是什么样子。这位英国的自然风景公园的大鼹鼠1779年曾建议将后园变成一座连贯的公园。今天，学院地皮上没有曲曲折折的障碍物跑道，而是逶迤小路沿着本来要蓄成一座狭长湖泊的剑河延伸――不是行驶汽车的王后路！1784年正值罗伯特·亚当斯声名显赫时，他的设计也遭到了拒绝：一座新的大学图书馆和为国王学院设计的一座圆形食堂。可18世纪完成的那些建筑绝非蹩脚的代替品。
和牛津一样，这回又是詹姆斯·吉布斯完成了经过修改后的霍克斯莫尔为国王学院所做的部份设计。他的院士楼（1724年－1732年）典型地说明了，反差的风格如何相互并存、相辅相成，最好是从后园观看：吉布斯的古典式和国王礼拜堂的哥特式并存，紧张的垂直线和延伸的、安静的水平线并存，学院配楼的白色波特兰石和礼拜堂色彩较暖、发黄的凯顿石和约克石并存――一群成功的城市建筑，大胆规划的教科书。议事堂（1722年－1730年）乔治时代的优雅风度也来自詹姆斯·吉布斯，它是二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的第一座新建筑。
一位门卫告诉我，一天夜里，几名大学生将一辆奥斯汀7型车拉上了议事堂的屋顶。在读到《剑桥的深夜攀爬者》（《The Night Climbers of Cambridge》）之前我都以为这是门卫的胡话。1937年的这部名著描写了前墙攀爬者们爬上学院屋顶和钟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远征，仿佛那是喜玛拉雅山：国王学院的切特温德裂缝,三一学院的厨房平原，圣约翰学院新院里的烟囱，深夜攀爬是占领学院建筑制高点的一种有点复杂的形式，大学生的一种极限体育，好在沼泽地里的学院平原上满足一种登山者的虚荣心。墙壁攀爬者的活动形形式式，从实在的玩笑――如将三一学院大门上方的亨利希八世的权杖换成一条椅子腿，到抗议――如在国王礼拜堂的哥特式尖顶之间张开一面“禁止炸弹”的标语。而真正的屋顶攀爬是“为艺术而艺术”。从凯厄斯学院维多利亚时代角塔的一扇狭小窗户跳到议事堂的屋檐上――再跳回去，后者难度更大：这跨越2.5米的所谓议事堂跳跃曾经是凯厄斯学院学生之间一种著名的勇气测试，我们就用它来结束我们对詹姆斯·吉布斯的敬意吧。
除杰出的吉布斯之外，在剑桥实现乔治时代新风格的主要是两位业余建筑师。詹姆斯·伯勒男爵，后来的凯厄斯学院的院长，他设计了彼得豪斯学院（1738年－1742年）的帕拉第奥式侧楼和克莱尔学院的饰有柱廊的礼拜堂（1763年－1769年）。1742年，他以薄薄的石贴面、肋木窗和山花将三一学堂古老的主庭院意大利化了，好像那是一座古典式的新建筑――18世纪的改建。伯勒的例子自成一派。中世纪结束了，文物保护尚未开始。于是，当时许多没钱彻底重建的学院都被翻新了，比如，基督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就由伯勒的年轻同事詹姆斯·埃塞克斯翻新了。然而，在乔治时代光滑的门面和理知时代高大亮堂的窗户后面经常是中世纪的贴有黑色墙裙的小房间。
18世纪早期，这座城市外观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剑桥的中世纪建筑几乎完全消失了。取代桁架结构的是有着古典式比例的砖砌建筑。最好的例子之一是还保留着1701年的安妮女王时代风格的彼得豪斯学院的院长楼，位于学院对面，在特兰平顿街的另一侧。剑桥不像乔治时代的巴特或伦敦，它没有文雅的广场和新月形，只有后来的19世纪的建筑，如马尔科姆街或公园露台的优秀的排列式房屋群。
拿破仑战争后，学生人数的上涨带来了一场学院建筑的繁荣。1807年动工的唐宁学院是16世纪以来的首座新建筑，也是剑桥的第一所纯希腊复兴风格的学院。但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流行中世纪的风格了，尤其是那些老学院，它们以尖拱窗、哥特式尖顶和城齿显示它们的资历。同是威廉·威尔金斯，他建造了希腊风格的唐宁学院，现在他为基督圣体学院、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所做的新哥特式风格的设计又获得了成功。当时的重要建筑师们为哥特风格在剑桥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除威尔金斯外主要是建造圣约翰学院新楼的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和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彭布罗克学院，凯厄斯学院，格顿学 院等）。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哥特式的大量涌现呢？建筑史家大卫·沃特金写道，中世纪风格的流行是欧洲浪漫派的一部份，同时也是一种“特别英国式的现象”。他认为牛津、剑桥和伦敦的理性的三角是哥特式复兴真正的力场。两场天主教革新运动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牛津运动和1839年由大学教师们创建的剑桥卡姆登俱乐部。人们按他们的刊物称它为教堂建筑学家俱乐部，它想改革礼拜仪式和教堂建筑。他们的理想是14世纪的英国哥特式，他们的先知是建筑师A·W·N·皮然。皮然1835年改信天主教，他的耶稣学院礼拜堂是符合历史的设计的光辉榜样。皮然写道，这一“信仰的崩溃”导致了，对“古代异教豪华风格”的吸收――远离古典式装饰，回归哥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