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1906年开始上大学时，在搬去格兰切斯特之前，鲁珀特·布鲁克也在A楼梯单元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在英国家喻户晓，同他的抒情诗一样得到了过高的评价。鲁珀特·布鲁克是第二位来自剑桥的民族英雄，但他不是第二个拜伦。他和玛丽莲·梦露一样英年早逝，而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英国最高贵儿子的理想象征”：丘吉尔1915年在《时代报》上的悼词神化了这一传说，它让这位诗人士兵和仇恨德国的布鲁克成了船头的木雕塑。W·B·叶芝称他为“英国最英俊的青年。”鲁珀特·布鲁克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尤其对于男人们。“一位年轻的阿波罗，金发，／梦游似地站在战场边，／神态高贵,对这永恒的/短暂生活毫无准备”(弗朗西丝·康福德,1908年)。不管格兰切斯特的这位阿波罗多么符合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雌雄同体的理想，但他不是个像别的使徒那样的爱国主义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爱国主义――理想化的战争十四行诗的手稿都一直存放在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阵亡学院成员纪念碑前的一张橱里。如今我们对这失落的一代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布鲁克的同学西格弗利德·沙逊的反战诗歌或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作，欧文亲身经历了战壕里的所有苦难，直到25岁时在弗兰德阵亡。布鲁克的荣誉最终靠的是惟一一首诗，《老神舍，格兰切斯特》（《The Old Vicarage,Grantchester》），一首献给英国的伤感独特的赞美诗。“一杯相当感人的饮料。”他的导师利顿·斯特雷奇说道。
阅读一下鲁珀特·布鲁克和利顿·斯特雷奇的弟弟詹姆斯·斯特雷奇的通信，我们就会以为剑桥的大学生们当年只想着三件事：爬山、社会主义和性交。那些英俊青年中的一位，那位“国王学院的女王”,是历史系学生乔治·马洛里，他1924年丧生在喜玛拉雅山顶。历史学家奥斯卡·布朗宁，国王学院的这位传奇式教师，他对年轻的男性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教育家，他写了一首献给阴茎的阿喀琉斯式颂歌：“我们生活的伙伴，统治男性的王权／讨厌的焦虑制造者……”另外，就连D·H·劳伦斯这样开放的作者，当他1915年访问三一学院时，使徒们的这个同性性爱的环境也让他感到特别陌生。“我去了剑桥，说不出地恨它。”劳伦斯对梅纳德·凯恩斯和别的教师深感失望，面对世界战争的恐怖，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令人难以忍受地唯美。他无法忍受剑桥的“腐烂和与世隔绝的气息”，他给他的东道主伯特兰·罗素写道：“如此病入肓患者怎么会有精神的升华？他们先得死掉。”相反，同是1915年来此做报告的T·S·艾略特，他认为剑桥人“严肃、勤勉、目光短浅、没有教养。”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志愿兵的背包中都装有一本诗集，它早在1896年就已问世，直到这时才开始流行，并一直流行至今：《一位施洛普郡小伙》（《A Shropshire Lad》）――描写英国乡村、失败爱情和失落青春的忧伤诗――“失去内容的国家”。这一失落生活变体的作者，艾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此时已经是一位重要的拉丁文学者，自1911年起就在剑桥教课。他的田园般的、谣曲式的苦乐交加的诗句使他成了鲁珀特·布鲁克一班乔治时代诗人的榜样。而T·S·艾略特和现代派诗人们在他生前就认为他过时了。A·E·豪斯曼在三一学院居住了25年，出版了五本一套的《马尼纽斯》（《Manilius》），诗集却只有薄薄的一本。A·E·豪斯曼是一位诗歌博士，像托马斯·格雷一样是个单身汉，羞于社交，一个局外人，他深埋起激情，诗的激情和他自身性欲的激情。W·H·奥登在一首关于A·E·豪斯曼的十四行诗里写道：“他心甘情愿地选择干涸／将眼泪像脏明信片一样藏进一只抽屉；／食物是他公开的爱，他的秘密欲望／同沉默和贫困有点关系。”直到他去世60年之后，在1996年，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诗人角里才给A·E·豪斯曼开了一扇纪念窗，揭幕的是他最有名的剑桥学生，修西狄底斯 翻译家和托利派的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
终生喜欢A·E·豪斯曼的诗歌的作家中也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学生时代，他常看到这位长髯飘飘的教师忧伤地坐在三一学院的高桌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年轻的纳博科夫，来自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的逃亡者，1919年起在剑桥学习，先学动物学，后学法语和俄语。在自传中他以普罗斯特的强烈感情描写这最初几年流亡中的惟一尝试就是“想成为一名俄罗斯作家”。人们可能会以为，纳博科夫当时主要从事了足球、撞船和“多角爱情关系”，好像他要用“在剑桥的三年水上运动纯粹是浪费”这句评语来说明他虚构的亨利叔叔讲得对。
实际上大学生纳博科夫很刻苦。在他的首部昆虫学文章（《有关克里姆的鳞翅昆虫学的几点说明》）（《Einige Anmerkungen zur Lepidopterologie der Krim》）里他是第一位将《爱丽丝漫游奇遇记》译成俄语的,评论和翻译了鲁珀特·布鲁克的诗歌，创作了自己的“相当索然无味的”诗。1921年纳博科夫带着网球棒、拳击手套和优异的考试成绩返回柏林他的家里，当时俄罗斯流亡者的中心。他的小说《考验勇气》（《Die Mutprobe》,1930年）也发生在20年代的流亡者环境中，在剑桥和瑞士之间，主人公马丁·埃德维斯像纳博科夫一样，一生最美的瞬间就是在担任三一学院的守门员的时候。文学史也总是一部失之交臂的历史。当纳博科夫业已离开了剑桥时，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开始去那里就读了；他随后去柏林生活，在那里他们曾经相遇过，但彼此没有接触。伊舍伍德的柏林小说，电影《卡巴莱》 （《Cabaret》）的原著，同纳博科夫的柏林有着天壤之别，就像纳博科夫的剑桥场面不同于伊舍伍德的一样。在他虚构的自传《狮子和影子》（《Lions an Shadows》,1938年）里，伊舍伍德设计了一个和学院的死人城市剑桥相对立的无政府世界，他称它为莫特迈，居民们是怕死鬼、色情狂、暴发户和食粪者，这是跟他本人不太幸福的学生时代的一次超现实主义清算。他的朋友斯蒂芬·斯彭德报告说，“考试时，伊舍伍德用双行押韵诗和无韵诗回答所有的问题。他这样做达到了目的，被开除了学籍。”也是在剑桥，作为圣凯瑟琳学院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马尔科姆·劳里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深蓝色》（《Ultramarine》,1933年），他的主人公希利奥特听到他的导师讲道：“你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是个不寻常的人！”不过劳里的导师至少允许他用这部小说顶替一篇论文。据一位朋友讲，当时劳里一个月里至多有一到两小时是清醒的，躺在酒馆桌肚下面还在弹奏动听的四弦琴。在短暂、暴躁的流浪者生涯中，在墨西哥途中，“在火山下面”,对这段学院岁月的“虚假回忆”总是浮现回来：“唉，剑桥的码头钟声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