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对我的品味、我的智慧、我的哲学或我的个性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在剑桥上大学的那许多作家之中，谁也没有像约翰·考珀·波伊斯这样过激地否认过大学对其发展的影响。他对剑桥没什么好感激的，但一切都归功于剑桥郡。通往艾利的大路，村公墓、萝卜地，前往格兰切斯特途中的河谷草地及其杨柳――“它们是我的师傅，我的院士，我的图书馆，我的课堂；这些是我的圣地！” 在手执橡木拐杖“神圣”进行的孤独的长途漫游中，原想成为牧师的历史系学生波伊斯的文学兴趣被唤醒了，“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一种幻觉”。将近四十年之后，在1934年的自传里，他强调地描写道，这“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我的风声呼呼、畅饮空气的精神”，沉迷于一种强烈的自然和物质体验。从诗歌学的角度来看，传奇般的故事讲述者约翰·考珀·波伊斯的道路开始于剑桥。
最优美最生动的剑桥描写来自一位从未在剑桥上过大学的女性。她父亲在那里教书，她的兄弟们在那里学习，她也是在剑桥认识她丈夫的。没有剑桥，莱斯利·斯蒂芬男爵的女儿就不会成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也开始于剑桥。
1900年春天，索比·斯蒂芬邀请他的妹妹弗吉尼亚和维尼莎去参加五月周的学院舞会，那次亮相就像一部契可夫剧本里描写的一样，“身着白衣服，头戴大帽子，手拿太阳伞，它的美让一个人彻底惊呆了”:莱昂纳德·伍尔夫这样描写他在三一学院的朋友房间里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和她妹妹相遇的情形。维尼莎也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克莱夫·贝尔。又是在他的房间里，在三一学院的新大院里，阅读俱乐部的成员们每个星期六半夜时分聚在一起，朗读弥尔顿、雪莱，还有他们自己的诗作。除了克莱夫·贝尔，这个子夜社团的成员还包括莱昂纳德·伍尔夫、索比·斯蒂芬和利顿·斯特雷奇――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胚胎细胞。另外还有国王学院的一些朋友，广遭议论的使徒秘密团体的成员E·M·福斯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莱昂纳德·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1902年也被接纳进了这个团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无条件地信仰理智、信仰理性的诚实，在私生活、性关系上也完全坦率。学习时代结束后，这群剑桥朋友又在斯蒂芬在伦敦的两个妹妹家中找到了一个新的中心，在布卢姆斯伯里城区。剑桥则获得了那个诙谐的尊称：“剑河畔的布卢姆斯伯里”。
弗吉尼亚·伍尔夫1904年陶醉地讲道：“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地方。”她爱剑桥――作为男人世界的完美化身她又恨它。她出生在伦敦，但她觉得剑桥是她的故乡。莱斯利·斯蒂芬男爵，三一学堂的学生和后来的院士，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的父亲是“剑桥分析精神的榜样”，同是又是一种缺少活力感的鼻祖。她一生都感觉到这个地方和她本人出身之间的矛盾。她“出生在剑桥的极地地带”，1930年她给埃塞尔·史密斯写信道，虽然未受过大学教育，她“天生属于那个目光短浅、禁欲、清教徒式的种族”。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断地前往剑桥描写剑桥。一开始她住在她的又名贵格会教徒的卡罗琳姨妈家，在格兰切斯特街33号，后来住在纽纳姆学院，斯蒂芬家族的另一位女亲戚在那里担任院长。1928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为纽纳姆学院的女生们演讲“莎士比亚的妹妹”（“女性和虚构”），一星期后又在格顿学院讲授了同样的内容，是那里的女大学生俱乐部邀请她去的，那个ODTAA俱乐部，这是“该死的事一桩接一桩”的首字母缩略词。“我温和地告诉她们要喝葡萄酒和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她在日记里记道：“我感觉自已老了过于成熟了。没有人尊重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个人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就是在这些剑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偏离主题谈到了雌雄同体，它被视为一篇超出了女权主义文学观的精典之作。
“剑桥也许太像洞穴了。”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激烈批评这个妒忌和虚荣的温室，但她对学院生活魅力的描写十分诱人，最美的是在长篇小说《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1922年）的第三章里。好像她是想借雅各布·弗兰德斯这个角色为1906年死于伤寒的她的哥哥索比虚构出第二生命，弗兰德斯1906年进入大学，住在三一学院的一个房间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弗吉尼亚·伍尔夫描写的剑桥灯光无人能比，是表现派冷嘲的一部杰作，晚上灯光映照下的学院和它的教员们，渊博学识的滑稽灯光，像伊拉斯谟·科万，他啜饮着葡萄酒，韵味十足地吟唱起拉丁文，这是别人谁也不能的，“语言宛如他唇上的葡萄酒（……）维吉尔在哪里都听不到如此动听的吟唱了。”而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导师索普威斯：“讲啊，讲啊，讲啊――好像一切都可以讲――心灵本身穿过嘴唇遛进薄薄的银盘，它们像银子一样熔化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像月光。噢，很久之后他们会回忆起来，在迟钝的深处回顾它。”
利顿·斯特雷奇也很想成为这么一位优秀教员，早在学生时代，他的外表、举止到漫画就都象征了这个角色。这位斯特雷奇脸色苍白、近视眼、瘦俏、老有点歇斯底里，身材奇高，塞西尔·比顿议论说：“倘若他不是像根软芦笋一样躬着腰的话，他甚至可能有双倍高。”利顿·斯特雷奇假声，火红的胡子，考试通过后他还幽灵似地在剑桥来往过几年，这里是他的精神和同性恋冒险的理想场所：“在他谋求三一学院的教授职位失败之后，他写了那本使他成名的书，《杰出的维多利亚人》（《Eminent Victorians》1918年），一本批评性地对待民族英雄们的杰作。这位官员未取得教师资格，在剑桥、布卢姆斯伯里和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之间度过了余生，在和女画家多拉·卡琳顿及其丈夫的争风吃醋中度过。
“描写美好的生活大概和过美好的生活同样困难。”小说家E·M·福斯特只能证明他的朋友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话。在使徒俱乐部的圈子里斯特雷奇叫他灰褐色的人，因为他外表腼腆、不引人注目。他的小说被拍成华丽的电影――《印度之行》（Reise nach Indien）、《霍华德别业》（Howards End）等――这无法掩饰身为同性恋的他终生所处的两难困境，这种不利处境让他具有了描写僵化的道德和阶级界限之外的爱情的特殊能力。直到福斯特1970年去世，1913年动笔的长篇小说《莫里斯》（Maurice）才在国王学院他的房间里被人发现。当剑桥大学生莫里斯获知了一位贵族同学的爱情时，“他的震惊触及了灵魂深处”。福斯特本人认为《最长的旅行》（The Longest Journey,1907年）是他最具个性化的小说，是一部体现剑桥和他的生活、友谊和美学经验的重要价值的杰作――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价值。它们的伟大介绍人是剑桥的道德哲学家和使徒乔治·爱德华·穆尔，他的《伦理原则》问世于1903年。这位三一学院的教师，他“以斗牛狗的不折不挠和圣者的正直追随真理（莱昂纳德·伍尔夫），穆尔对让人类更坦率地看待同性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凯恩斯和福斯特这些学生来说，他是理智的解放之声，一个救世主式的角色。“当剑桥充满了具有神奇素质的朋友们时，”福斯特写道：“人和图书相互影响，智慧和思索结出硕果，充满激情，爱使讨论有了深度。”在剑桥做过各种客座讲座之后，福斯特于1946年回到他的母校，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弗吉尼亚·伍尔夫叫他“一只蓝蝴蝶”，他在国王学院的A号温室里找到了他的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