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诗歌离我们多远？如果想想罗伯特·赫里克，就很近，他在《在朱丽叶的衣服上》（《Upon Julia’s Clothes》）里仅用六行诗就表现出了抒情诗的全部魅力。“我的朱丽叶走路，宛如身着丝绸，／那时，（我想）她的衣服的液态／流动得多么甜美。／然后，我闭上眼睛，看到／可爱的颤动打开每一条道路；／噢，那闪烁令我心醉神迷！”赫里克是德文郡的乡村牧师，养有一头猪，训练得能从啤酒罐里喝酒，他的描写乡村及其姑娘的歌曲很受他的教区喜爱，一位幸福的牧师和挽歌诗人，过着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也理解要“愉快地生活，信赖上帝的诗句”，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罗伯特·赫里克属于17世纪那群令人惊叹的英国抒情诗人，他们来自剑桥，领头的是约翰·弥尔顿。但其他人也值得认识认识。比如说乔治·赫伯特：三一学院的院士，公共演说家，詹姆斯一世称他为“大学的珠宝”，议院议员，但未在伦敦发迹，只是个乡村牧师，很早就去世了。他惟一的诗集《寺庙》（《The Temple》）身后才得以于1633年出版，内战和复辟年代清教徒虔敬运动的一本圣书。乔治·赫伯特的很多宗教赞美诗今天还在传唱。它们的得以出版，要感谢尼古拉斯·费拉尔，他在剑桥读书时的朋友。
弗拉尔当时也中止了他的成功，在伯爵领地西北一个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宗教飞地，小吉丁公社。这个（如今又复苏了的）普通教徒组织将手工和默念、集体感和集体祈祷结合在一起，提倡一种特别英国化的精神，它植根于实际工作，寻找神秘体验。T·S·艾略特1936年从剑桥前去参观了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圣地，小吉丁公社，他将他的《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最后一部献给了他。当T·S·艾略特1926年应邀在三一学院的课堂上做关于“玄学诗歌”的报告、赞扬它的智慧复杂的形象化语言是精神和感官经历的合成时，那是从现代精神回返到17世纪。通过这些演讲，艾略特为重新认识理查德·克拉肖和安德鲁·马弗尔这些不太知名的剑桥玄学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我头一回读到的理查德·克拉肖的诗句是刻在剑桥的小圣玛丽教堂的玻璃门上的，不光书法漂亮，而且比任何选集里都更感人。在清教徒们1644年将身为彼得豪斯学院院士的他赶走之前，克拉肖在他的学院旁边的这所教堂里担任圣公会牧师。保王分子克拉肖逃到欧洲大陆，皈依了天主教，1649年在洛莱托去世，40岁还不到。他的主要作品叫做《通向寺庙的台阶》（《Steps to the Temple》），宗教抒情诗，具有反改革的比喻和西班牙神秘主义的特征，激情洋溢、辞藻华丽――在加尔文教的清教徒们看来真是怪物。
站在新教对立面的是克拉肖的剑桥同学安德鲁·马弗尔：克伦威尔的宣传家，枢密院的拉丁语秘书，直到1678年去世都是家乡赫尔市的议员。三一学院毕业生马弗尔，关于他，约翰·奥布里说拉丁语诗歌里没人比得上他，他生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共和分子和讽刺作家，作为抒情诗人却几乎默默无名。现代派才开始欣赏起他的冷嘲、晦涩的诗句，他的娇揉造作的高雅幽默。他勾引他的矜持的情人道：“坟墓寂静神秘，／没有人躺在你身边。”马韦尔爱好荒诞，道貌岸然的心灵的怀疑和希望、时代的冲突都戴上了语言游戏的面具。那个时代的强音是马韦尔的朋友和支持者约翰·弥尔顿。
对于今天的读者，这部作品的信仰品味和教育品味宛如一座山。攀爬是值得的。只是别一下子就读这史诗般的长诗《失落的天堂》（《Paradise Lost》）！理解弥尔顿早期的诗歌和十四行诗是最私人化的、但不一定是最容易的。他诗中的拉丁文句法，大量的圣经、神话和文学比喻，这是他在剑桥训练了七年的结果，七年结束时，在1632年，创作出了颂歌《伊尔·彭塞罗沙》（《Il Penseroso》）：这位默念者站在学院“勤学的回廊”里，在“一束朦胧的宗教灯光中”,被礼拜堂唱诗班和边研究边接近天空幻像的希望包围着。虽然这所大学使他大为失望（“这些学习既不照亮又不指导也不促进任何普通的善良”），剑桥是他一生的转折点。现在他要成为诗人，不再是教会人员。弥尔顿以其诗句高亢、洪亮的管风琴声成了清教徒的传声筒；成了道德和诗歌的权威。当一位学友于一次沉船事故中淹死后，他1637年写了《李齐达斯》(《Lycidas》)这首诗，反映了生命的不安全和自己的诗人命运，最优美的英语挽歌之一。
只要有诗人和宫廷，就有宫廷诗人。总共21名桂冠诗人头衔的得主中来自牛桥的就有12位：七位来自牛津，5位来自剑桥。牛津造出了更多的桂冠诗人，剑桥培养出了更好的抒情诗人。由国王于1668年正式授予桂冠诗人头衔的第一位英国人是剑桥人约翰·德莱顿。他创作出了非常成功的剧本、讽刺作品、教育诗、文学评论、出色的翻译作品。德莱顿是克伦威尔的追随者，后成为保王分子，转而皈依天主教，一只蚁鴷，而且他还更喜欢牛津，一句话：你不必喜欢他。我更喜欢和德莱顿同时代的塞缪尔·佩皮斯；不是因为他更欣赏剑桥，多次去剑桥访问，最后将他的私人图书室，这一失落画作的宝库――捐赠给了他的母校莫德林学院――不，跟德莱顿不一样，我们今天阅读佩皮斯的作品时还和从前的读者一样兴趣盎然，一位匠人之子的日记，它升到了海军领导机构的最高部门，将他的日常生活描写得那样生动形象，我们仿佛看到他就站在我们面前，看到他在1668年5月25日访问莫德林学院，“我在那里喝了一肚子啤酒，这让我开心、是我喝过的最好的啤酒。”
我们在18世纪遇到了第一位在剑桥学习的大作家，学时四年，他自己声称是“一次遗憾的拖延”。劳伦斯·斯特恩是耶稣学院的助学金领取者，他一直经济拮据，以懒惰出名，《特利斯脱兰·香代》(《Tristram Shandy》)这部长篇小说是惟一出色的不守本份，里面对他所处的那个沉闷环境的假道学进行了讽刺。斯特恩合理利用他的时间，阅读一切不在学习之列但使他兴奋的东西，比如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拉伯雷这些作者，据说，他是站在第一庭院的一棵胡桃树下阅读拉伯雷的作品的，它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评价了它的影响：“他的影子又深又长／因此他不时地／将大脑钻进黑暗／让它哪怕能预感光芒。”
就我们追随这一不守本份的斯特恩原则吧，追随剑桥的诗人之树：从树木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光是这样做能让我们不全部扑向弥尔顿的桑树就很有意义了。1656年，抒情诗人和三一学院的院士亚伯拉罕·考利为学友威廉·赫维之死悲歌道：“你剑桥的土地啊，我们亲爱的剑桥，告诉我，／你没见过我们每天散步吗？／有哪棵树不知道／我俩间的爱情吗？”基督学院花园里的柏树是用罗马雪莱墓上的柏树种子栽培出来的，它的根完全是挽歌式的。威廉·华兹华斯学生时代在月明如镜的冬夜探望的那棵欧洲白蜡树，他在《序曲》（第六章，66－94行）里描写道：“孤独地、在大地神奇的工作下”，如今圣约翰学院的花园里已经见不到“这棵可爱的树”了。相反，您会在学院的礼拜堂里看到盆栽的白蜡树。往后还会见到很多。不过，您还可以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欣赏古老的七叶树，它们的粗枝伸到地下，生根抽枝，又长成了粗壮的树干――来自美国、习惯了树木的詹姆斯惊叹说：“三一学院花园里最动人的画面。”当樱树林荫道鲜花怒放时，您会在后园见到剑桥最漂亮的诗人纪念碑，这些樱树是三一学院的院士们为纪念他们中的一位栽种的，抒情诗人A·E·豪斯曼：“最心爱的树，这些樱树／枝头花儿怒放，／站在林地周围／为复活节身着素衣。”
在这番偏离正题之后，一棵紫杉树将我们带回18世纪。那是托马斯·格雷和他的《墓畔哀歌》（《Elegy Wir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751年）中的树，那棵多愁伤感者和死者的常青树。和哀歌里的乡村居民一样，格雷的生活也“远离狂人们不光彩的冲突”，作为彭布罗克学院的院士，他过着一种蜗牛壳似的生活。“剑桥是个快乐的地方，城里现在无人。”他于1760年8月给一位朋友写信道：“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假如你知道没有居民时那是什么样子的话。我向你保证，是他们带给了它一个有病的名声败坏了一切。”除了几次旅行，他终生都在剑桥度过，是他那个时代最乖僻、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学院隐士。很少有哪位英国诗人写的诗像格雷这么少的。但是，虽然诗作很少，他却是诗作被传诵得最多的18世纪的诗人。格雷被视为浪漫派的先驱，他的墓畔哀歌，音调和形式上均十分完美，融合了传统的风格特点和浪漫派的自然和情感的新的表现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