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有没有人前来剑桥，寻找我的足球靴钉子在开裂的大门外的黑色泥地里留下的脚印，或调查我在穿过庭院前往我的导师的楼梯时头巾留下的影子；但我知道，当我走过这些令人尊敬的墙壁时，我比游客兴趣更大地想到了弥尔顿、马弗尔和马洛。”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回忆，讲诉》（《Einnerung,sprich》），1951年
唐宁学院有只猫儿，名叫皮克维克。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那只名叫斯特拉，取名于菲利普·悉尼男爵1591年写给斯特拉的爱情诗。在彭布罗克学院，我迎面见到托马西娜，为托马斯·格雷树立的发出呼呼声的纪念碑 ，他于18世纪生活在这里，为一只淹死在金鱼池里的猫写了那首感人肺腑的颂歌。托马西娜的接班者也有一个透着文学气息的名字：基特是克利斯托弗·斯马特的猫儿的名字缩写，斯马特是格雷在学院里最大的对手，死于精神错乱，他也没忘给我们留下一首颂歌赞美他的猫儿若弗利，那样富有诗意，彭布罗克学院的现任院长仍然将他的咖啡色的缅甸猫儿叫做若弗利。
在剑桥，我们稍一离题就谈到了文学。它无处不在，从弥尔顿的桑树到拜伦的游泳池，在三一学院图书馆的手稿橱里，在格兰切斯特城外的茶道仪式里，在鲁珀特·布鲁克的水果园里。1951年，剑桥的戴顿·贝尔书店的一则广告又回到了传统的惯用语：“总的来说，今天的剑桥诗人就是明天的牛津标准的作家。”
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埃德蒙·斯潘塞、克利斯托弗·马洛，英国浪漫派三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和艾尔弗雷德·坦尼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特兰·罗素和帕特里克·怀特，当代畅销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罗伯特·哈里斯、尼克·霍恩比、萨曼·拉什迪、扎迪·史密斯――他们全都是在剑桥上的大学。布卢姆斯伯里派的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伦敦。20世纪文学界的悲剧性爱情故事也开始于剑桥，在1956年的一场晚会上，特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特在剑桥首次相遇。
牛津毕业生伊夫斯·沃说，剑桥出好作家，牛津出好作品，他的《重返布赖兹海德》受到的欢迎甚过任何一部剑桥小说。虽然剑桥在文学的划船比赛中要比牛津长上几书橱。强调风格的差异而非共性,这也属于两位对手的学识竞争。彼得·阿克罗伊德写道，沼泽地的严寒气候，数百年的与世隔绝，在那里形成了比快乐的、都市化的牛津“更严肃的道德”，一种更高的道德严肃性，长期以来，这种气氛主要是增强了抒情诗的细腻而非小说的轻佻。阿克罗伊德本身是剑桥人（和小说家），他还可以补充说，牛津的气候显然更适宜于无稽之谈、富于幻想的荒谬游戏，从卡洛尔·刘易斯到《查理的姨妈》（《Charleys Tante》）。在深受欢迎的犯罪小说和幻想小说的文学体裁里牛津也占主导地位。如此看来，人们常讲的地方保护神的说法是实有其事啦？
“剑桥，诗歌之母。”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剑桥的文学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男爵讴歌道。这所大学有理由为它的诗人们感到骄傲；可他又问，它到底为扶持它的天才做出了什么贡献呢？什么也没有，坦尼森在1830年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回答道：“……你声称要教育／却什么也不教我们，不供给心灵食物。”剑桥作家们的传记和作品充满了对母校的抱怨。抱怨教师：“充足的业余时间，有限的学识”（弗朗西斯·培根男爵），抱怨“不切实际”和“讨厌的平原风景”（坦尼森），抱怨“剑桥可恨的宁静”（柯勒律治）。约翰·弥尔顿在一首五音步诗里抱怨说，这是最不适合阿波罗及其缪斯之子们的地方，完美得就像在剑桥所学的知识。主要是骂僵化的教师和讨厌的气候。科勒律治写道，剑桥“纯粹是风的宫殿”，他在耶稣学院的房间是那样的潮湿，1791年的第一学期他就不可避免地患了风湿，卧床不起（服用鸦片）。他的前任乔治·赫伯特和劳伦斯·斯特恩死于肺结核，估计是在剑桥学习的后果。沼泽地里的这座魔山，牛顿的大学，自然科学家们的麦加，剑桥竟然培养出了这许多作家，真是一桩奇迹。
虽然剑桥的文学俱乐部比除伦敦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多，但只有极少的作者保持着长期联系。格雷厄姆·谢奈在他的《剑桥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Cambridges》）里评论说，大多数是“年轻的候鸟，它们考虑影响、知识和友谊，对制度和教条嗤之以鼻，远走高飞。”这所大学始终只是一个过渡站，是很多人的电力站，是一些人通向荣誉的桥梁。“剑桥名声桥”，弗里德利克·拉斐尔写诗道，他用词汇游戏确认了他的成功，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睁大眼睛》（《Eyes Wide Shut》）的剧本作者。而留在剑桥的诗人们大多数是内向的，文学成就不大，如托马斯·格雷、A·E·豪斯曼这些罕见的学院逃亡者，最后还有E·M·福斯特，他没有听从自己的警告，说剑桥“不是一位作家想留在那儿的地方。”
这座学院城市最早的文学朝圣者是这些文学家本人，比旅游者还早。坦尼森学生时代参观了让他回忆起拜伦、华兹华斯和其他伟大前辈的地方，而华兹华斯则在他的自传体诗《序曲》（《The Prelude》）里忏悔，谈他如何在基督学院的弥尔顿的教室里和一位同学狂饮，“为了回忆”, 直到前所未有地酩酊大醉，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在同一部《序曲》的第三册里，这位年轻的浪漫派作家也描写了他前往特兰平顿的郊游，杰弗里·乔叟的一则《坎特伯雷故事集》就发生在那里。
乔叟笔下的地方长官讲道，在剑桥南面的这座村庄里，“粗鲁的辛姆金”在剑河边有一座磨坊。辛姆金，偷窃成性，爱慕虚荣，当他想骗两位聪明的法学系大学生艾伦和约翰时反被他们骗了。他们从学院里来，“从剑桥的神学院”, 来他这里磨谷子。最后磨坊主成了“被骗的骗子”,而两位大学生同他的妻子、女儿获得了“他们一生的快乐”。《善良女子的故事》和他的下流穆勒的牛津故事相对应，乔叟以此也让剑桥大学生们在世界文学里首次令人信服地亮了相。
如今，只有专家才阅读1545年问世的罗杰·阿沙姆的《箭术》（《Toxophilus》），两个剑桥大学生有关射箭艺术的对话。而作者的名字却成了弓箭存放橱的代名词（ascham）。人文主义者罗杰·阿沙姆，伊丽莎白一世的私人教师和拉丁语秘书，是在圣约翰学院学习的，和托马斯·怀亚特同一所学院，作为佩特拉克作品的译者，怀亚特将十四行诗引起了英国，作为安妮·博林的情人，怀亚特为亨利希八世从事外交，冒的险比他之后的所有佩特拉克爱好者都多。“我的母亲，剑桥。”在《仙女王》（《Faerie Queene》,1590年－1596年）第四卷里，埃德蒙·斯潘塞这样称呼他的母校。在这部描写仙女王格洛丽亚娜和她的理想王国的长篇叙事诗里，伊丽莎白女王兴奋地认为仙女王就是她自己，许给斯宾塞一笔终生津贴――对于一名最初为彭布罗克学堂助学金领取者的穷诗人来说，这完全是一场童话似的成功。
这一切多多少少都属于文学史了。但至今还有人在阅读和表演克利斯托弗·马洛的作品，他的生命结束得和他的舞台英雄一样血淋淋的，1593年5月30日，他被一把匕首刺中了眼睛。那年他才29岁，是莎士比亚最大的竞争者。马洛曾在基督圣体学院学习神学，是激进的怀疑论者，一位挣脱了文艺复兴所有标准的文学奇才。早在剑桥时他就创作了他的首部剧本，悲剧《恶作剧》（《Dido》），开始了《贴木耳大帝》（《Tamburlaine》），这部超人的剧本，无韵诗里充满了雄辩的人物和教育才华，激情、怪异，是他在伦敦舞台上的首场胜利。作为诗人和间谍，马洛过着一种快速、多变的生活，受到观众的奉承，受到枢密院的提携，其作品在剑桥一直上演到今天。谁想看最好的大学生戏剧，应该去艺术剧场看马洛俱乐部的作品。鲁珀特·布鲁克1907年导演了首场演出，马洛的《浮士德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