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值得尊敬的剑桥俱乐部难道不是一直有着秘密组织的名声吗？使徒俱乐部的许多老成员受到尴尬的审讯。揭露出来的不是克格勃的其他鼹鼠，而是被分裂的一代人的情感矛盾。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利条约也没能让剑桥的这些精英马克思主义者怀疑他们的使命，这一自我欺骗是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曾经详细描述过的“出卖的面具”中的一种。从此这种谋反者气息就和使徒俱乐部的神话分不开了。被选为终身成员的包括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如罗思柴尔德男爵、出版家尼尔·阿舍森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基姆·菲尔比及其朋友们不是惟一的剑桥间谍。使徒俱乐部汇聚的主要是文学人材。但卡文迪什实验室里也坐着一只鼹鼠：皮奥特·卡皮察，欧内斯特·拉瑟福德的宠儿和合作者。卡皮察将核研究的成果交给莫斯科，它们是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基础之一。另外还有乔治·布莱克：不是使徒，不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没有性故事，唐宁学院的一名非常普通的毕业生。但布莱克在冷战时期不仅出卖了很多西方间谍，而且出卖了“黄金行动”，英美的那个在柏林分界线下挖地道、接通苏军电话网的计划。伊恩·麦克尤恩的柏林长篇小说《无辜者》（1990年）就取材于挖掘这条地道。
在图书、剧本和电影里，作为媒体效果特别强烈的剑桥民间文学的角色，克里姆林宫的鼹鼠们铭刻在民族心灵里。当安东尼·布伦特1983年去世时，《时代报》上为他刊登的悼文长达三版，像一位国家领导人似的。基姆·菲尔比也一样，1994年，他的遗物像摇滚明星的遗物似地，被拿到索思比拍卖会拍卖。斯大林最忠诚的间谍来自剑桥，但最好的间谍小说却是牛津人创作的：将其作品的初版献给基姆·菲尔比的格雷厄姆·格林（他本人替M16工作过3年）和约翰·勒卡雷，他大学时为情报部门监视过左派同学。斯迈利，他的忧伤的主人公，比谁都更好地代表了剑桥间谍面对忠诚的矛盾心理。
在他曾经就读的基督圣体学院里，悬挂着一幅剧作家克利斯托弗·马洛1585年的肖像。这位将舞台和伪装掌握得恰到火候的莎士比亚的对手，是无神论者和同性恋者，学生时人家就说他也卷进了情报生意。据说，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院招募了他监视学院里从剑桥去莱姆斯上英文课的天主教徒，那里是天主教牧师和潜在政敌的培训中心。在早早地暴死于一家客栈里之前，这位诗人会不会是位双料间谍呢？克利斯托弗·马洛不是剑桥间谍的惟一先驱者。他的同时代人约翰·迪伊，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数学家、地理学家、术师和卡贝利演员，当时的一位杰出学者，迪伊博士不仅仅担任伊丽莎白一世的星占学家，而且在大陆上负担着外交使命。他的密码信件以“007”这个暗号签名。伊恩·弗莱明的间谍大师詹姆斯·邦德当然也在剑桥读过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