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必须在出卖我的祖国和出卖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敢于出卖我的祖国。”
E·M·福斯特,1951年
1820年，圣约翰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同他的朋友们一道成立了一个辩论俱乐部，剑桥座谈会。由于它当初只有12名成员，后人一直称它使徒俱乐部。创始人乔治·汤姆林森生前系直布罗陀英国圣公会主教。最有名的俱乐部成员是基姆·菲尔比，克格勃间谍，曾被授予最高勋章，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使徒俱乐部每星期聚会一次，先是在圣约翰学院，后来转到三一学院，诗人艾尔弗雷德·坦尼森是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之一。他们讨论他们感兴趣的一切，规定仅有一条：相互之间绝对坦率，对外完全保密。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怀疑一切。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科学和道德上的一切正统理论提出置疑。这许多的不同见解在剑桥也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使徒们以英国方式维护着他们的颠覆思想，俱乐部内绝对机密。他们比谁都灵敏地掌握着这一技能，激进地同现有的思想决裂，又不放弃自己的上层社会及其舒适生活。
这一秘密组织之所以举世闻名，同俱乐部成员中的知名人士和爱写回忆录有关。莱昂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鲁珀特·布鲁克、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小说家E·M·福斯特、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他们全都是使徒。20世纪初，场面蔚为壮观。大多数使徒来自三一学院，剑桥最富裕、最高贵的学院，很多人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圈子有往来。时任俱乐部主席的哲学家G·E·穆尔是这样概括使徒们的理想的：“爱情、创造、享受美学体验和努力认识。”穆尔的《伦理原则》（《Principia Ethica》,1903年），一种善的相对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
“在我的剑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被选为使徒。”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儿朱利安·贝尔1930年写道：“我真正感觉到我是坐在剑桥理性主义的塔尖上。”他们相互之间以兄弟相称。和使徒们有关的一切他们称之为现实，世上其余的东西都是现象，单纯的现象。他们像学童一样喜欢一些暗语：天使指老成员，胚胎代表候选人员，吐司面包上的沙丁鱼叫做鲸，那是他们星期六晚上聚会时的传统菜肴。1893年，伯特兰·罗素解释说：“当我们在最后一学期讨论‘我们能否爱我们和她性交的人？’这个问题时，实在难以想象会有女人在场。”这个男性组织直到1971年才接受女性。第一位姐妹是朱丽叶·安南，国王学院的学生和天使安南勋爵的女儿。不少使徒认为同性爱是爱情的较高级形式。在利顿·斯特雷奇所称的“高级鸡奸”的框架内，只要符合他们自己的伦理要求，什么都是允许的。在这种轻佻的脑力游戏、知识和道德的冒险气氛中，也和马克思主义打情骂俏。
早在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流亡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对他的一些剑桥同学感到奇怪，他们“虽然为人正派受过教育，在谈论俄罗斯时，他们讲出的蠢话令人目瞪口呆。”这些蠢话之一――会不会只是一句特别轻佻的俏皮话呢？――出自艺术史学家、三一学院的使徒安东尼·布伦特之口，1935年他去苏联旅行过一趟，回来后声称：“共产主义同样可以像立体派一样有意思。”并非所有使徒都盲目追随左派。梅纳德·凯恩斯就告诫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我们的智慧的一种伤害。”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粉红色时期，英国有很多左派同情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造成了三百万失业人员的社会制度，其二是面临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样，作为工党、绥靖政策和那种“假正经”的对立面，共产主义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约翰·勒卡雷形容那种假正经是“我们的社会供给的重要组成部份”：“毫不奇怪，牛津和剑桥的年轻人一心想摆脱资产阶级英国拘束的行为准则，摘取30年代共产主义的蓝花 。”但牛桥的大多数聪明年轻人是自由党和保皇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33年2月9日，就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牛津大学辩论会的学生们在那场著名辩论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和平主义倾向多么强烈。他们以275票对153票的投票结果同意下列提议：“本会绝不为国王和祖国去战斗。” 剑桥的使徒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道德和政治忠诚问题做出了声明。
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援左派阵亡了，他在三一学院时的合作使徒和情人安东尼·布伦特却成了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招募他的是他的大学学友盖伊·伯吉斯，一位冒险家和权势神经症患者。基姆·菲尔比也是一名使徒和三一学院的纨绔子弟，早在1933年他就已经加入克格勃了。还有外交官唐纳德·麦克莱恩，三一学堂的毕业生，盖伊·伯吉斯在外交部重新遇见他将他招募了。1950年，两人都在驻华盛顿的英国使馆工作，在那里，唐纳德·麦克莱恩有机会接触美国的核武器计划。1951年，两人受到“第三者”基姆·菲尔比的及时警告，逃去了莫斯科。
菲尔比是这群人里的超级大间谍，是克格勃最成功的双料间谍。在剑桥修完历史专业之后，他加入了英国情报机构，成了M16部的负责人，负责对东欧集团的反间谍活动。菲尔比的双重游戏给东欧的数百名间谍和反对派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1963年他才暴露出来，在美国人迈克尔·斯特雷特向联邦情报局自首以后，斯特雷特也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和使徒俱乐部成员。基姆·菲尔比逃往莫斯科。他在那里生活了25年，享受着一名克格勃将领的国家津贴、科珀公司的牛津果酱，至死都向剑桥的谢拉特和休出版社购买图书。
1964年，在菲尔比出逃一年之后，“第四人”也被揭露出来了。他是女王的艺术顾问，负责管理王室藏画，女王因他作做的贡献将他晋升为了骑士。他由于主动招供而免受惩罚，直到15年后，当他早就光荣地卸下了一切职位时，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才在1979年11月公布了议院里这位叛国者的名字：安东尼·布伦特男爵，王室的艺术专家，斯大利的间谍。这一丑闻在上层社会引起的震动远远大于爱德华八世的逊位。布伦特是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us），和老男孩来自同一个圈子。俱乐部、研究院，他们曾经共享过一切，有时甚至同床共寝过。剑桥间谍们背判了他们的阶级，这比出卖国家还要严重。布伦特声称：“我选择了良心。”这位使徒判国为的不是几块钱。菲尔比和伯吉斯也觉得自己是为了信仰叛国的。牛津教师莫里斯·鲍勒称他们为“秘密网络”,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双料间谍和双重道德的天才，知识分子冒险家，他们对他们的出身、对使徒俱乐部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