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剑桥举办了一场引起轰动、至今仍被援引的讲座，虽然讲座内容当时就不新鲜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 C.P.斯诺，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埋怨自然科学家缺乏文学教育，人文学者对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一无所知。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理论尤其在剑桥引起了盛怒。数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特兰·罗素，不正是最好的反证吗？当时的文学史泰斗、唐宁学院的一位F.R.利维斯教师成了斯诺最无情的对手。但他的辩论早就过时了。电脑技术和遗传技术代表着社会的重大变化，文化大官们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剑桥的思想精英比英国的其他思想精英更早地适应了这一发展，这不光是体现在创建丘吉尔学院一事上。19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催化剂。剑桥以自然科学为主，但也没有丢弃它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传统优势。由工程系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学院，工学院。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都是那只将剑桥（和牛津）看作古老的教育精英遗物的高校政策。牛桥的目标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商人：撒切尔政府从萧伯纳的名言中得出了惨重教训。大学也应该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引进了效率检查、产品证明，大幅度削减了政府补贴。人员众多的导师制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工党政府也对牛桥继续推行节约和惩罚方针。托尼·布莱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是牛津的毕业生，对将他们培养出来的这种大学精英原则结成了近似弑父的同盟。工党理论家们不是改进国家的教育制度，而只是非难私立学校的优势。尽管如此，相对于私立学校仍然比例过大的47％，剑桥大学在1999年还是成功地将国立学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执行一种尽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入学政策，坚持既促进机会均等又不放弃要求成绩优异的原则。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牛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辩护的“龙生龙凤生凤”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对待现实问题，顽固得近乎游戏地展示他的高超技术，于1998年举办了剑桥大学抒情诗竞赛。为了赢得自18世纪以来颁发的、以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奖章，必须做诗两首：一首以“因特网搜索”为题材的古希腊语颂歌和一首论克隆技术的拉丁语诗歌。
剑桥大学的辍学率是全英国最低的（英国为1％――德国为50％左右）。当大学陷进一场财政和自我认知危机时，城市和地区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繁荣。1970年在东北方向的城市边缘创建的科技园就是这一“剑桥现象”的象征，它是由三一学院的财务主管约翰·布拉德菲尔德倡议创办的，这块地皮从1443年以来就属三一学院。他计划建造一座美国模式的科技园，供有创意的公司在园里从事科研工作，将基础研究和经济利用、工业和大学联系起来，双方都有利可图。今天，剑桥科技园有近70家公司，是英伦岛屿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集聚地。而这块50公顷的场地绿树掩映，建有亭阁，更像老年人的休假胜地。谁如果对Abcam、Xaar和NAPP公司的实验不感兴趣，他也可以将这整个科技园当作一座苗圃来欣赏，因为经验丰富的动物学家布拉德菲尔德博士还有第二个抱负：在一座座实验室之间种上各种各样的树，就像字母表里有字母一样，从槭树到雪松。
剑桥科技园是英国（只在苏格兰已经有个斯特拉克里德科技园）的第一个科技园，在它的成功之前有过一系列未引起轰动的其它倡议。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的高科技繁荣十多年之后，剑桥周围也建起了高度专业化的小公司。它们的创办者多是一些年轻科学家，牛顿的孙子辈，他们宁愿自己干，不想接受薪水很差的教学任务――撒切尔夫人鼓励的高科技试验家们。万维网的发明者，物理学家蒂姆·贝纳斯－李，就是剑桥毕业生，英国的首位因特网亿万富翁迈克·林奇、自治软件公司的创办人，也是剑桥毕业生。80年代中期，在剑桥大范围内已经有400多家这种公司了。硅沼成了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典型例子，也是全地区经济繁荣的榜样。
1987年圣约翰学院在科技园对面创建了一座自己的创新中心。这一未来技术和数百年大学传统的结合，其影响像一块磁铁一样。索尼、奥科维提（Olivetti）、微软，许多后工业革命的全球性玩家（global player）如今都在硅沼设有科研分公司。如果不是这里，哪里才是21世纪欧洲的尖端科技中心呢？今天，剑桥周围有公司将近1500家，员工近33000人。几年来，剑桥郡一直就是英国发展最迅速的伯爵领地。《独立报》（《Independent》）1999年写道：“这座学袍市镇（gown-town）已经成为一座繁荣市镇(boom-town)。”后果：严重的交通和住房问题。
每天有四万人开着汽车从附近的村庄来剑桥上班。上下班高峰期那里的交通堵塞比伦敦的黑衣修士桥上还要严重。就连位于城郊的那些停车场汽车站都几乎没能缓解这一幽居恐怖的状况。如今，内城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禁止汽车行驶，而自行车又成了街头的一个特殊问题。步行区活动团体想将它们逐出市中心的尝试不仅挑起了town和gown之间的敌意，而且也激化了工党市议院（自行车派）和保守的伯爵领地议会（步行派）之间的矛盾。导致这座小城到处堵塞的主要是旅游者――每年三百多万。毫不奇怪，市议会已经在酝酿像“离开伟大的剑桥日（Great Cambridge stay away day）”这样的反游客运动了，口号是：“剑桥已满……我们不要你！”
有12万多居民的这座城市也“已满”。剑桥的房价每年递增约百分之二十，这是住房紧缺和硅沼繁荣的后果。就连从前的工人居住区罗姆赛区的维多利亚时代窄小的行列式住宅也超过15万欧元；在西城边支付40万欧元是经常的事，斯托莱路上爱德华时代的别墅也卖到了150万欧元。鉴于这种房价，许多人宁愿住在艾利或亨廷顿，开车来剑桥上班。计划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修建几万套新房。可建在哪里呢？规划人员左右为难。一所农村的大学，发展成了新经济的中心，基础设施却还是中世纪小市镇式的――这也属于“剑桥现象”。
“它好像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展览场所。”早在1869年，三一学院的教师亨利·西奇威克就担心地说道：“学习要去别处，我们沦为导游。真正的剑桥人将成为了解学院历史的古董人员，酷爱‘废墟文化’。”和别处相比，剑桥城的社会结构分化更严重。今天，town和gown之间原先的界线已经不存在了。大学里的中等阶层和硅沼的软件百万富翁这一暴发阶级共存，知识和技术精英和广大的低收入群阶层共存。失业率低，但还是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中，比如像城北的阿尔布利这样的麻烦城区。但各种群体混在一起，社会对立程度不大。哪里最不平等，哪里就最需要调和的艺术。在剑桥，这一点似乎取得了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