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一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有些教师至今还在怀念这种状况：“我相信学院是一个家庭，单性学院真的是个家庭。”彼得豪斯学院的大卫·沃特金院士告诉我说：“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师们生活在学院里，学生们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它生活得心满意足，一个追随一种懒散的平等时尚的小念头就让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欢迎任何平等的成份。”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或橄榄球学校的校长，他们攀升到政治、文学、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属于牛桥的这个大学教育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赖尹家族、加斯克尔家族、霍奇金家族这些贵格会教徒家庭，像麦考利家族、特里维廉家族和达尔文家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从世纪之交到1930年，这少数家族超大比例地培养出了很有影响的杰出人才――一个极其保守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剑桥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对他们血缘和精神的相似进行了描述，他是他们最后的伟大继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乌尔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为妻。
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只留下“维斯沃德·霍！”这个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的导师、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的冠军和亲王教育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为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剑桥人查尔斯·金斯利在维多利亚时代才那么家喻户晓。
1870年，当时的大学校长，威廉·卡文迪什，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资助了一个实验物理学教授席位和一所实验室，两者都是以他的一位祖先、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开始，它的催化剂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业革命没有波及到剑桥。1845年，在城市和大学争执了20年之后，至少铁路修到了这里，大学很想阻止铁路修到这里（和牛津一样）。校长强烈抗议星期天去伦敦的廉价返程票。这种星期天的出游“不仅校方觉得可恶，也必然让上帝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觉得讨厌。”
大学至少做到了让火车站修在远离市中心的当时还一片空旷的地带。那里，在城市东面，铁路工人的一排排住宿楼盖起来了，人们称这个罗姆赛区为“小俄罗斯”，而大学教师们住在城西他们的别墅里，在后园对面。19世纪剑桥人口增加了四倍，居民人数将近五万。很多人生活在中世纪的市中心，挤在小屈里街周围的胡同和院子里。营养不良、伤寒、卖淫司空见惯。全部废水都被排进了剑河。当维多利亚女王1868年访问剑桥从一座桥上下望时，水里漂浮的那许多纸片令她感到奇怪。“夫人，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厄尔向她解释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是一座卫戍城市。护士们住进了学院里，战地医院设在板球场上。不久，礼拜堂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举行悲伤的追思祷告了。到1918年11月11日圣玛丽大教堂敲响宣告停战的钟声为止，仅剑桥就有2000名学生阵亡。20年代的情形，仿佛爱德华时代又回到了学院里，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周围，一个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布鲁莱利口酒的世界。
两场大战之间的剑桥是一个快乐优雅和知识论争的地方，代表人物有伯特兰·罗素、梅纳德·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达，学生戏剧和道德科学俱乐部赫勒蒂克斯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使徒俱乐部等辩论协会也很兴旺。希特勒的上台让这些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就属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的年轻的剑桥志愿者，书包里装着《资本论》。1933年后，很多大学生和教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惟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直到1990年都还是共产党员。不光是克格勃在剑桥知识分子的这个优秀环境里征召像基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兰特这样的名间谍。英国情报部门也在那里为它的布莱奇利公园里的密码破译小组找到了了不起的人才，首先是数学家艾伦·图林，他为破译德国国防军的恩尼格玛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仅在1938／39年就有近四万犹太人逃亡到英国寻求避难。他们中有一位是来自蒂宾根的18岁的戈特弗里德·埃伦伯格，他以杰弗里·埃尔顿的名字在剑桥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都铎史历史学家之一。在希特勒时代，只有十分之一的避难申请者能被英国接受，这是限制性英国移民政策的结果。大学援助委员会是个于1933年开始工作的援助组织，当时，在它的帮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在剑桥找到了避难所，其中有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的毕生事业，对血红蛋白的研究，佩鲁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奖。
谁今天穿行在剑桥大学，几乎在所有的学院都能看到二战阵亡者纪念碑，单在彼得豪斯学院这样一所小学院里，纪念碑上就刻有60个名字，三一学院有389个。1945年后废除了在夜色降临后上街必须穿长袍的规定――大变化的一个小信号。学生人数剧增，从不足六千人（1938年）上升到一万二千（1984年）多。今天大学共有31所学院，约一万七千名学生。新建的学院里有些是纯粹的研究生院：达尔文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克莱尔学堂。大学大大超出了市中心。这一发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到20世纪末就在城西出现了一个新校园。自然科学在那里占主导地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