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和布道时谨防睡眠，因为那是死亡之睡眠。”1660年前后三一学院的学生规章里写道：“不下棋或很少下棋，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机敏的游戏，但太单调太费时了。制止足球，因为它是一种粗鲁的、激烈的运动，更适合小丑而不适合学生。”
在君主制复辟之后，统一行为又恢复了英国的旧规定。王室的宠儿被指派来担任大学校长。对教师的雇请也连续几十年反映了王室继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变换。在此期间，能够以笛卡尔的坚定不移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不光是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们，一个自由宗教哲学组织：“道理是主的烛光。”信仰寻找理性的理由，理性发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然科学。伦敦皇家俱乐部（1660年）成立后设立了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教授席位。艾萨克·牛顿这颗明星在剑桥上空闪耀。但学生们最热烈的争论是在咖啡馆里举行的，清教徒们和理性主义者都在那里享受这一新的时髦饮料，享受清醒的狂欢。学说、学院的流言蜚语、学生诗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报纸，都在咖啡馆里流传。这些网吧的先辈变得如此流行，校长和院长们不得不于1750年颁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馆的禁令。不同于牛津的是，当时剑桥和伦敦之间的往来还相当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辆直达的定班邮车。伦敦――剑桥这一段它要走七小时一刻钟。
18世纪，王室和议会进一步听任大学自主管理。教师和学生们干他们最想干的事：学习、享乐。他们去钓鱼和狩猎，去咖啡馆，看演出，逛妓，妓女们懂得，集中在一起的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学里的年轻牡马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师公用室里，在乔治时代的学院布景里，还能对这个风雅和铺张的时代有所感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称之为“这个极其舒适和令人尊敬的世纪”。打瞌睡的教师和狩猎、酗酒的大学生的画作是当年的牛桥毫无创意的作品。早在那时候，古怪的贵族子弟们的越轨行为就比读书人（reading men）的驼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他们辛苦工作，希望最终至少能得到一个谋生的牧师位置。乔治时代剑桥的许多教授不举办讲座或不在学校。
1800年左右，剑桥（和牛津）的名声受到损害。另外两所大学超过了它们，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乔治二世创办的大学，不久就成了汉诺威人最著名的大学。另外，英国也首次出现了竞争对手，德勒姆大学（1832年）和伦敦大学（1836年）。牛桥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同时大学生的人数却在上升。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需要新的培养场所。在维多利亚王朝这一越来越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剑桥也感觉到必须帮忙。应该改革了。一位科堡-高塔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推动了这次改革。
1847年，剑桥大学以微弱的多数将这位不受欢迎的德国人选为校长。阿尔伯特亲王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让女王松了一口气。他果然比英国大多数的大学教师更了解德国和英国的教育事业。但他太迁就剑桥的传统，不能进行真正的重要改革。直到1858年的大学法案才开始修改章程和教学内容。学院在大学面前过于独断专横的自治也受到了限制。特权时代结束了。不光天主教徒们要求完全的教育权利。这回连妇女也想上大学了。
1869年，当埃米莉·戴维斯小姐开始教授五位女生时，她的这一起点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顿学院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两年后纽纳姆学院也兴办起来了。让年轻姑娘们获得思想和社会自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可不是维多利亚社会所理解的进步。剑桥的教授们渐渐习惯了有妇女参加他们的讲座。不过，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坚持用“先生们（Gentlemen）”称呼他的男女混杂的听众。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级考试中独占魁首。但她还要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学位，评议会的先生们反对授予她学位。剑桥是最后一所同意妇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学教育权利的英国大学，从选举权到学位颁授典礼。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这也是一项纪录。作为剑桥的男子学院，国王学院和丘吉尔学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学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们男女生混杂”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约翰学院的门房负责人告诉我道，“我的前任鲍勃·富勒戴着黑色袖章，我们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飘扬。”今天，在剑桥，女生所占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项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在那之前，谁想获得硕士头衔、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都必须宣誓信奉《三十九条信纲》。1563年开始实行的这一信奉英国国教的声明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桥门外。这一宽容法令姗姗来迟，即使在这之后，学生们也必须每天去礼拜堂祈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些学院还要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