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袍”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城市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痛苦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足球和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大学才失去了它的监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一直将它的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准逮捕妓女和演戏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许可证的权利。
比起牛津来，剑桥的历史更加是它的大学史。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莫过于大学地皮的扩张。当您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您就很容易想象：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将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曾经的米尔恩街分布，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从它的剩余部份辨认出它的走向来：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场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许已经有了炒地皮，无论如何是一场彻底转变结构的开始。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后园。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年－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来到剑桥。他来了，咒骂这里的气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对一切都不满，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三年。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国王，说剑桥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菲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剑桥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小德国”（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本书起的作用特别大，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
威廉·廷代尔是由于受到威胁迫害才离开牛津的，他在剑桥继续进行他的研究，曾经在威滕贝格和路德见过面。廷代尔最后被处以火刑，《新约》最早的英文译本就是廷代尔翻译的，于1525／26年在沃尔姆斯出版，它使用的是一种大众化的、简单活泼的散文体，它将这种新学说的精神带到了国内。大主教克拉默1549年编写的《公祷书》有着同样的质量，产生的影响还要大。通过这些统一行为，当年就规定每座教堂、每家每户都必须阅读它，新教革命的一种民间话本，它影响了语言的使用，至今仍然是英国文化的一个世界性象征。人们说，克拉默的礼拜书、廷代尔的圣经译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证明了一种岛国小语言的胜利，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英语祷告书》的13名工作人员中有12人是剑桥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