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回生
张伟东：接管了公司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公司是非常糟糕的。它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救的地步了，它的负债18亿，就是前一天应该付给中国银行的一笔贷款都没有付出去。然后700多人每月开工资1100万，每个月收回来的钱，就是营业收入回来的钱，扣除必要的开支之后，如果发工资，每个月还缺几十万，就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裁员，到了合理的水平，需要赔出去3000多万，因为在香港你不能随便地裁员，你裁员了以后，你的劳工保障你必须赔他，再赔出3000多万。
叶蓉：你那个时候知道情况很危急……
张伟东：这时候我才知道严重性。
叶蓉：有没有怨恨过胡仙?
张伟东：这个时候倒没有，我当时是怨恨自己。因为上市公司是透明化，你去研究，当然它有很多隐含的负债，但是基本上胡仙她是不会骗我的。但是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有时候看问题往往用我们主观的意念，东西一定会出错，所以为什么像老子《道德经》，庄子都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舍弃自己，再去看事情，你才会看得准，道理就是这样。这一次我就明白了，真的是做任何事情还是需要冷静，抛掉个人杂念。既然已经这样，就得想办法吞进去，所以我差不多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整天吃住都在公司，已经不知道天下事了，整天就是琢磨怎么解困，怎么止血，怎么彻底扭转它翻一个个儿，变成一个健康的公司。我发现能不能整顿这个公司关键还是在于人，到今天为止我都庆幸的是，包括我在内九个人，没有一个懂传媒，没有一个懂出版，有的是搞银行的，有的是搞证券的，反正是搞其他的。
叶蓉：那竞争上处于劣势了?
张伟东：没错，完全没有一个人懂，为什么是这样?当时我有一些朋友我会跟他们讨论这个事情，他们的看法是你千万不能找一个媒体专家，因为他们的想法和思维都是在一种健康的运作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在这样一种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他们的很多想法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不能用没有失败体验的人。
叶蓉：这个是很多人没想到的。
张伟东：因为所有成功的人士已经在成功的团体里面，他们没有失败的体验，他们永远地在考虑的是一种成功的轨道，但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情况下面，你必须找一批加里森敢死队才行，要找一批有失败体验的人才会有机会。
把电脑变成人脑
叶蓉：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谈到现在的文化传信它已经完全是一家经营计算机产业的公司了。
张伟东：对。
叶蓉：您最开始是做海运的，然后做传媒，什么时候开始转做IT?
张伟东：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不知道朱邦复这个人，我说我不了解，他说这样吧，你去街上买一本朱邦复写的《智慧之旅》，我就赶快上街去买了这本书，结果我把这本书一看，越看越后悔我怎么早没看过，我真正想要做的，真正想不清楚的都在这个书上写着。朱邦复几十年来研究的是如何把中国这种概念文字分解出基因，然后用有限的基因把它放到电脑里面，然后再做一个认识中文的系统，使得电脑懂中文了，就是简单地跟电脑用中文沟通，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这样的电脑。我一看它这个书上整个的观念就是渗透了这些，我当时就特别高兴，而且我在书上也看到了一个人名，叫宫天美，就是我带进公司的九个人之一。
叶蓉：九个人当中的一个。
张伟东：我就找了这个宫天美，我说你认得朱邦复吗?他说，哎哟，小的时候这家伙老是到我们家来玩，我们两家住隔壁，他老是爬墙过来追我四姐。我说，你能不能去台湾把他给我请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来不来，这个人是比较高傲的，很多公司想请他，他都不去的。
叶蓉：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伟东：朱邦复实际上是仓颉的发明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仓颉造字法。当时我就叫宫先生去请他，结果过两天他从台湾回来了，他说朱先生马上要来见你。我一听是吗，我说你怎么请他来了，他说朱邦复一看那个名片，文化传信，就来了。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你是高人，人家请你，你都不去，为什么我来请你，你就来了。他说我这段时间也总是在想要去做些中国文化传承的工作，我不能老在山上待着，突然宫先生就拿了个名片，我觉得可能是上天召唤我去，我就来了。
叶蓉：可能对这四个字的感觉就像你当初……
张伟东：就是当初的那种着了魔似的……
叶蓉：那您跟朱先生俩人一见面是不是……
张伟东：一见如故。这次我们在云安开会的时候，朱先生把它的成果端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简单地讲，他是要把电脑变成人脑，就是这么简单，买一个电脑就像买一个人脑回家。人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可是他把这个东西端出来了，这个画面上一打开，然后一个图画，一个CPU，我们做的飞龙CPU，一个小孩从里面跳出来，剃了个小光头，摇头晃脑地说:“我叫小杏子，我现在年龄还不大，刚刚一岁，我可能还有很多东西不懂，不过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你们告诉我，我帮你们做。”你就讲了，我要上网，他就给你上网。你要打字，他马上就把视窗给你。你要做什么，你都用中文告诉他，他就能去做。他甚至还能教你读书。我们完成了中文电脑一整套由核心到操作环境到界面的技术，而且这一整套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在电脑主流里超越西方，因为西方还需要打指令写程式。
叶蓉：但是可能你的这个小杏子现在只有一岁孩子的智商。
张伟东：对。
叶蓉：我们现在要等待的就是他慢慢地成长，慢慢成为一个年轻人、一个成年人、然后他会成为一个智者，帮你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张伟东：朱先生最大的功劳是他完成了一个脑的结构。就是说一个小孩生下来已经有了脑了，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教他如何做事情，如何懂。教他就不是我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能做了，比如说你去教他医学，那他所有的医道都会懂，帮你解释。他已经具备了学习的结构，我们完成了一个体制的基础，就像当年电脑有了语言，然后很多人就会写程式，朱先生现在就是完成了一个中文的电脑的体制。
叶蓉：谈起您的专业，您是那么的滔滔不绝，可能跟我们的很多嘉宾比起来您的人生的故事不是那么坎坷，但是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您的执着，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觉得您可能更像一个文化传承的使者，我们在这儿祝愿您的中文电脑梦能够早日实现。
中国，你的钥匙丢了
写下这个题目，我就想起那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的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坐在我对过的张伟东，正在苦苦地寻找和打造中国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他的“飞龙中国芯”，就是用其独有的嵌入式中文造字技术，让电脑听得懂中国话，识得中国字；从而开创计算机世界的一个新天地……
这般的寻找和打造，无疑是在走一条艰辛困苦的路。年近五十的张伟东，所赚的钱可以舒畅地用上几辈子；但他甘愿放弃在加拿大的悠闲自在的生活，返回中国。因为他的心里时时惦着，古老的中国文化不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中落伍。就像开头提到的那首诗中所吟唱的那样:“那一切丢失的，我都在认真地思考。”
思考之后，便是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