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着银调羹出生
叶蓉：达索企业跟法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二战”时，您的祖父就曾帮助法国政府制造飞机打击纳粹。
罗朗：他在1943年被德国人逮捕，因为他有犹太血统，而且是法国的大工业家。德国人希望他为德国人工作，而我祖父始终拒绝，因为他非常尊重他的祖国法兰西。在集中营里，他找到在卫生所工作的朋友，跟他说，你给我打一针让我得病，这样我待在集中营就可以不去德国了。很多人都死在集中营里，他却得以幸免。我祖父战后从集中营回来以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他的祖国法兰西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他的第一个客户，也是最大的客户，就是法国政府，因此我们和法国政府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戴高乐将军到密特朗总统，他们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密切。他既是工程师又是议员，还接受了法兰西最高荣誉勋章。1992年，法国特地发行了一枚邮票和配套的首日封，来纪念他对法国航空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叶蓉：我这儿有一本他的自传，封面的下角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树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标记呢?
罗朗：这是我们家族集团的标记。我祖父常说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工作，工作，再工作，然后还要有一点运气，而四角树叶就是他的运气。当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他把四角叶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后来被德国人拿走了。当美国军队把他解救出来后，警察局来电话说，我们找到你的盒子。当他取回盒子打开一看，手表、眼镜和所有的钱都不见了，只剩下这片四角叶。他拿起叶子说，这是我的护身符，是这片叶子让我活了下来。
叶蓉：中国人形容一些幸运儿时爱讲一句话，说有一些孩子出生的时候嘴里是含着金钥匙的。您出生在这个显赫的家族，是不是感到比别的孩子多一些幸运?
罗朗：在法国我们形容出身豪门的孩子是嘴里含着一个小银勺。家庭条件虽然比较好，但我哥哥和我所受的教育和其他孩子一样，也是上公立学校，也一样在军队里服兵役。
叶蓉：生于富贵人家，您从小有没有压力，失去很多普通孩子的快乐?
罗朗：跟其他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做过很多顽皮的事情，特别是和我哥哥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家里的篱笆是木头篱笆，点不着的。我说它当然能点着。他说我跟你打赌，肯定不会烧起来的，所以他拿了一个打火机，然后把房子点着了。我父亲非常生气，哥哥放的火，受的惩罚却是我。
叶蓉：这是为什么?
罗朗：因为着火的时候我在现场。
叶蓉：会不会受到父母的严厉惩罚?
罗朗：父母当然要惩罚，比方说没收我们的自行车，不让吃甜点，把我们关进卧室，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遭遇的一样。母亲对我们非常严厉。我的祖父非常宠爱我们，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很苦，所以我们和他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会领着我们走进玩具商店，说，你们自己选吧，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对我们来说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打开了，非常神奇。走出商店时，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很多盒子，这个记忆太深刻了。他会给我们送来成堆的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但是我的母亲就会把这些礼品没收藏在壁橱里面，过了一两年才给我们，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有些礼品就没有用了。一次我收到一套小骑士服，但当我拿到的时候，人已经长大，裤子穿不上去了。
叶蓉：这对孩子而言是多么失望的一件事情!
罗朗：对我来说当时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我牢牢记得。
叶蓉：今天您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会像父母对待你一样严格吗?
罗朗：我不希望以同样严厉的方式来对待孩子，在宽容和严厉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
达索家族的传承之道
叶蓉：很多人都很羡慕能够出生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家庭，可以接受来自父辈的言传身教，又能够直接在家族企业的锻炼中成长。
罗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读的是商科学校，兼修法律。达索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在家族外的企业里工作，学习别人的东西，了解其他的企业，之后才能重返达索家族。这样，你就会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上下级的职责权限。当然，出身名门容易找到好工作，但要取得成功，必须殚精竭虑，劳筋动骨，非常努力地工作，比普通人辛苦得多。早上要比人家来得早，下班要比别人晚，还要时时提醒自己，自己是最强的。否则的话，我肯定不会成功，而且难以传承父业。
叶蓉：您在服完兵役后进入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罗朗：在空军服完兵役回来后，我跟祖父说，我要工作了。他说很好，你要去哪儿工作呢?我说我非常喜欢金融，喜欢股票，也喜欢经商。他说那你去银行吧。所以我就去了巴黎商业银行，从最简单的支票敲章做起，只有一部电话、一支笔、一张纸相伴。十年后，我逐级晋升，成为这家银行的总经理。后来我们家族把它收购了。
叶蓉：这让您获得了法兰西的荣誉骑士勋章。
罗朗：在法国，当我们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时候，国家会感谢你，会授予国家勋章。我得到是初级荣誉勋章，荣誉勋章共分四级，还要继续努力才能得到最高级的勋章，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法国最高的大十字勋章。
叶蓉：您在这十几年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罗朗：首先我学会了怎么和他人一起合作。我在银行里所有的部门都工作过，有国际部、证券部、市场部、银行出口部、信贷部、投资部等等，然后去了营运部。所有客户都由我来负责，我成了贷款部的主任。我建立航空客户部，法国重要的航空工业都是我们这里的客户，然后我自己也当了总经理。
叶蓉：您38岁时回到家族后负责的是达索投资，13年后的今天您的职责好像并没有太多变化?
罗朗：我在银行里工作了12年后，有一天我父亲跟我说，你做得不错，可以回来跟我一起工作。这回轮到我说，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说我们的集团业务需要多样化，你要分管投资，还有一些补偿性投资。后来我父亲又说，葡萄酒得有人来管，我就举手说我来，我也喜欢房地产，我曾经有收购出售地产的经验。父亲就说，罗朗你去管房地产吧。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争取，没有人会把东西拱手奉上，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要去竞争、奋斗，所以我今天比当初要掌管更多的家族的业务，甚至包括国际业务。
叶蓉：问一个敏感问题，您父亲今年高寿?
罗朗：他今年已经79岁，2005年将是他的80大寿，我的祖父一直活到96岁。
叶蓉：那您的祖父在96岁离世前才把权杖交到父亲手上吗?
罗朗：是的，他60岁才掌管大权。
叶蓉：中国改革开放才20多年，到今天第一批企业家都在考虑接班人培养的问题。人的精力跟年龄有很大关系，如果年龄太大，他可能就会经常作出错误的判断。中国企业家通常会采取一个漫长的过渡，先把下一代扶正，自己退到一边看着他做，不时地提出一些意见。是不是欧洲的企业一定要等老一辈企业家干到不能再干才会把权力交给下一代?
罗朗：不能这么说。在法国除非他只有一个儿子，比如法国的玛特拉、拉贾德这些大公司，父亲会将权力交给独子。但是我是兄妹四人，也许我父亲很难从中作出选择，也许他还希望保留这些权力。现在他其实已经开始转交一些权力，让我们在集团不同领域拥有决策权，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不能要求他。他足足等了60年才上台，叫他马上把权力让给我们这不太现实。
叶蓉：究竟让谁来接班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回答?
罗朗：确实比较难回答，我认为只有我父亲才能回答。
叶蓉：祖父传下来的四角叶正好有四个角，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蛮有象征意义的巧合，有点像你们四兄妹。
罗朗：是啊，你说得对，我以前倒是没想过，你今天提醒我了。我们这一代四个人需要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做好我们的企业。
叶蓉：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有一个统计，家族企业中传到第三代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比例不超过10％。您作为达索的第三代继承人有没有这种危机感?
罗朗：第三代是最困难的一代，在法国我们把他叫做牺牲的一代。第一代创立王国，第二代继承王国，而第三代生下来的时候，王国已经颇具规模了。从理论上讲，100个家族企业里面，到了第三代只剩下20个，传到第四代只有5个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把我们的王国传到第四代，虽然很艰难，但我们会成功的。
叶蓉：您为什么这么自信?
罗朗：因为我有幸运的四角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