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蓉：谈到您的父亲可能要谈到您童年的回忆。
杨雪兰：他当时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总领事，后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来了。1941年12月8号，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当时美军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烧毁战船。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都是一片火海。经常有空袭警报，我们只能睡在床底下，热的要命，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了三四个礼拜。
叶蓉：父亲为什么没有带着你们全家离开这个战场呢?
杨雪兰：美国的外交官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澳大利亚去避难。但是父亲说我是中国人，在菲律宾还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很多华人，我是他们的领导，我不能离开。
叶蓉：可能其他的华人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杨雪兰：他觉得他不能走，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叶蓉：您还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清晨吗?
杨雪兰：到了1月份，日本人进来了，我记得我们在吃早餐。我是小孩子，看到这种人很奇怪的，因为日本人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走着正步。那一天忽然有两个日本兵进来，拿着一张纸，说我爸爸被逮捕了。当时我觉得父亲好像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马上回到房间里，箱子已经准备好了，他出来，然后就走了，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监狱在一个河旁边，河里涨水时犯人们就泡在水里，叫水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消息很多，我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希望父亲劝说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人合作。另外，父亲捐献了很多的钱帮助抗日。所以日本人最后把他们杀害了。其实在战争中也是不应该杀害外交官的。
叶蓉：那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再见到父亲?
杨雪兰：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希望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早在1942年4月份他们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到这件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爸爸不要，睁着眼睛看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他的心叫他们再打，就这么样死了。
叶蓉：真是有气节的一位中国人。
杨雪兰：现在的南京雨花台还有他们七位烈士的墓，是合葬在一起的。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坐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
叶蓉：就像一个难民船。
杨雪兰：在美国最早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水我们自己打井，没有电我们用蜡烛，没有面粉，什么东西都是米粉做的，很难吃。我记得母亲自己种菜，自己施肥。
叶蓉：可能我们很多的观众不太清楚，您母亲不但是复旦的校花，当时在旧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您的外祖父严信厚是和胡雪岩一起做生意的，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
杨雪兰：我母亲她是一个美女，她每一天都有一件新衣服，因为她家里就有几个裁缝。我是1979年才知道母亲是一个怎样的美女的。那是我第一次回国，我的姑父带我去看一个老朋友，很黑的很脏的一个老房子，夏天热得不得了，电扇都没有。一个老头儿自己扇着扇子，穿着背心短裤，我想他肯定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姑父就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她是严幼韵的女儿。哦，忽然间他的脸慢慢地亮起来了，他说你是不是84的女儿啊?84是我母亲的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都知道她是84，爱丽丝，所以她的小名就是84，不认识，但是认识她的车子。她自己会开车子，也有个司机。老头儿说，她上学时我们一些男同学每一天在学校门口等她，希望她会过来，我们可以看见。
叶蓉：这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初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位老人还念念不忘。您母亲曾是这样的养尊处优，忽然有一天要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踏上陌生的国度，她怎么开始自己的生活?
杨雪兰：当时正在筹备建立联合国，她认识一位外交官，她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做。这位朋友说，你是不可能工作的，要早上起来，晚上下班，你怎么会工作?后来她就进入联合国工作15年。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有她的工作。
叶蓉：1958年，您母亲嫁给了有着“民国外交第一人”之称的顾维钧先生。在您的印象中，顾维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雪兰：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讲政治，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比如说他过生日，他会像儿童一样开那种Party。记得有一年我们请了小狗，他喜欢动物，这种小狗会表演的，他很高兴。但是每一年我们都要想到他要过生日了，我们就要在怎么好玩上动脑筋。
叶蓉：他有没有和您谈过巴黎和会的事情?
杨雪兰：没有，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的。他对我最有影响的就是，他不管和谁，跟高层的人跟低层的人他的态度总是一样的。他会和司机去谈话，跟餐馆里的服务员谈话，他没有架子的。不做广告人，就做经理人
叶蓉：我知道您当时进格雷广告公司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职员，但是当您离开的时候您已经是执行副总裁，您是怎么做到的?
杨雪兰：我在这个部门里头做得非常好，大家也都知道，可是每当我的老板调动或者升职后就会又来一个新的老板，后来不成功走掉了，会又来一个。我总是在下面。
叶蓉：这就是看不见的天花板。
杨雪兰：对，我也没有想是什么原因，只觉得可能我的经验还不够。但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一个副总裁，位置比较高。他就说，哎呀!我今天想介绍你做我们广告公司在广告学会的代表，对方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女性，你肯定是这个部门的领导。啊?我说因为我是女性，我就不能做这个领导，我真没想到。
叶蓉：这才意识到是性别的原因。
杨雪兰：其实他是好心才会讲出来。所以后来老板还是一直在改改改，换换换，后来我索性就离开了。离开了大概一年吧，他们忽然打电话来，他们说又换了领导，又没有领导了，还是那个部门。他们说我们很久以前没有看清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你还是来做我们部门的领导比较好，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叶蓉：通用汽车的用人之道向来是进一个大学生就要工作一辈子，通用很少挖人，高层都是一步步做起，直到退休。但我听说保守的通用汽车为了挖你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杨雪兰：在做广告时我最擅长的就是汽车广告，后来也是运气，我做了一个公司的董事。有一次，我和同在一个公司做董事的通用公司高层一起乘车到机场。一路上我们就闲谈，我们谈汽车方面的事情就自然比较多一些，就会说到通用汽车销售方面的一些问题。后来他对我比较赏识吧。
叶蓉：他赏识您哪一点?
杨雪兰：我说，通用汽车在营销上其实很少从顾客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而且不改正。通用汽车目前最需要的是要谦虚，你要听你的用户的要求，而不是你的要求。你可能喜欢绿的，人家不喜欢绿的，他们要喜欢白的，你要听他们的，要不然你不会成功的。
叶蓉：观众们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汽车制造业，这是男性独霸的决斗场，女性就是靠边站，根本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走上舞台的。
杨雪兰：对。
叶蓉：但是您进入了这个领地，而且是干出了一番事业。在通用的历史上能够做到女性副总裁的，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可能不多吧?您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惟一的华人女性。
杨雪兰：到现在可能女性也不是很多吧。
叶蓉：您刚才谈到人生梦想，如果做个外交官不可能了，那么就是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三年前退休后，我知道您现在可能还要忙。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人委员会，像陈香梅、贝聿明、何大一、马友友、杨致远都是百人会的成员。您是百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创办的初衷?
杨雪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组织，能让美国人听到我们华人的声音。另外，我们可以帮助中美在文化艺术、教育交流方面做出一些工作。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得这么快，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距很大，一定要有一些沟通。如果中国不太了解美国，美国人也不太了解中国人，就会容易出问题。这个沟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艺术是没有国境、没有种族的。通过艺术的交流，两国人可以非常愉快地沟通。帕尔曼是一个例子，去年我们有一个叫艺术家周，我们不单单是做演出，大师班演出以外还有媒体，要让很多人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准备让黄豆豆跟美国有名的舞蹈家一起合作演出，两国的孩子也可以互相学习。
杨雪兰讲了些什么
录制杨雪兰访谈的第二天，我去了北京。在那儿碰到一位朋友，原来也是在通用工作的。听说我采访了杨雪兰，顿时，眼睛亮了起来。忙问：杨雪兰讲了些什么?她是怎么告诉你的?
听完了我的回答，他说：老太太是很厉害的。她一讲话，老外都没声音了。
杨雪兰是强硬的。不然的话，她怎能在向来是男人称雄的汽车制造王国立足，并身居领导高位。但她给我一种更为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大家风范，贵气十足。在她的身上，流淌和交融着两股如此质地鲜明的血液；一个是相传了父亲外交家的风范，另一个是继承了母亲大户人家的贵气。
我们就看她在运作通用进入中国这一片段，莫不就像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研判是目光远大，合作是求大同存小异，处理是纲举目张。其间又挟着高贵，带着优雅。正是因为具有了内涵，高贵才有了力量；正是由于拥有了底气，优雅才更显风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