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蓉：本身这是该摒弃掉的一些东西。
杨国伟：这些东西你就很难吃得开，吃不开。
叶蓉：刚才谈到在《京华时报》的业外资本的融入，在资本运作方面应该说那一次是第一次试水，介入传媒?
杨国伟：对。
叶蓉：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之谈?
杨国伟：说到经验，当然也是跟市场的一些规则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决定要和《人民日报》合作做《京华时报》一开始，我们就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必须按市场规则走。所以《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第一次跟别人合作，破天荒的对等出钱，而且是现金。这是一个经验，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规范合作。第二条我的体会就是，做传媒要有耐心，这种东西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立马赚钱，要培育市场，巩固市场，最后到盈利，到稳固地盈利。
叶蓉：就是投资传媒心态要好。
杨国伟：你想一夜暴富可能吗?大家都有个行话，知道做一个杂志要三到五年的培育期，确实是这样。你要把这个品牌做出来，要有一批固定的读者要接受你，然后才能有广告。做报纸可能相对的快一些，但是心态也要好。从董事会一成立，我就说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说我的重点是做大，价值做大。这里指报纸的价值，而不是急于给股东们拿回来分几个现金，我说这是我的经营思路。
叶蓉：要舍得投入和培育。
杨国伟：你说赚钱，有啊，我说摆摊卖水果就能赚钱，开个小饭馆也能赚钱。你这些股东会做吗?不会做。你说一件文物在故宫里面，它可能永远是在亏损，要保管它，你要付出保管费、人力，没给你创造什么更多的现金的价值，但是它一旦进入流通市场，它的价值就立刻能够体现了。这是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我说为什么值钱，值钱就是把这品牌做起来，把这市场份额做起来，把这市场的地位给确立起来，把忠实的读者群，包括忠实的广告投放群给培育起来，到那个时候在资本市场里面是什么价。特别是我们这大股东是北大青鸟集团的手下有好几家上市公司在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做，恐怕那价值就更大了。这样的话，我们《京华时报》具体的说是京华文化传播公司，在《京华时报》一年半的时候经过有证券资格的会计事务所的评估，就已经值到三个亿了。再说我们总的投资才5000万，像我们《青年报》的改扩版是在9月18号，实际上已经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培育广告要有一个……
叶蓉：培育期。
杨国伟：要有一段培育期的，所以9月18号出来以后，等于是我有一年的时间基本上都赶上了淡季，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旺季。但是对于广告商来说我品牌还没有起来，还接受不了，所以我一直要等到今年的八九月份。等一年之后投资加大了，市场风险增大了，所以赶这个时间不能等了。当时我就说死也要9月18号出报。我们选在了现在文锦大厦十楼十一楼这个办公地点之后，选了一个装修公司。他来作预算要70多天才能装修好。我一算不可能，我说70多天咱们大家集体跳楼。我就叫了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我说你给我住到装修现场去，必须一个月之内出来。如果出不来，咱们这报纸不要办了。现在就有跟我们创刊前后差不多的一些报纸，特别是比我们晚出的一些报纸，包括北京也有，我估计它的生命力很弱，直往后拖就更麻烦。
叶蓉：对，这个时间方面他就没有考虑得这么周全。
杨国伟：所以谁也没想到我们26天就装修出来了，我们所有设备调度一天就成功了。
叶蓉：就是在资本意念的催促之下。
杨国伟：这也是因为资本介入带来的一种变化，这大概是我一讲到做传媒资本运作几条比较深刻的体会。
父亲
说到父亲的去世，年过半百的杨国伟，禁不住哭了起来。
他说自己还不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个石林，虽说是20年没见父亲，可在石光荣临终之前，还算是见到了父亲。
杨国伟也有20年没与父亲见面。这个倔脾气的老军人同石光荣一样，就是不见儿子，连他带孩子回去也不见。病危时，父亲还不让家人告诉杨国伟，直到去世之后杨国伟才得到了消息；最后，杨国伟是在太平间见到了父亲的遗体。
那是2002年的事情。一算，杨国伟与父亲发生龃龉，该是在1982年。杨国伟说:“那时刚改革开放，思想比较活跃；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产生了几句争执。就这样，再也不见面了。”
杨国伟没说到底在哪些问题上与父亲有了分歧，也没说当时他在干什么。但从他所说的发生在他13岁那年的两个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位老军人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和坚定原则。一个是寒暑假到农场锻炼，挑着大粪穿大街，还进自己居住的大院；另一个是向家里申请每月住校的生活费从12元增加到15元，却被父亲主持的家庭会议否决。
他的眼泪已经表露无疑：杨国伟不仅深深地爱着父亲，而且心存感激——没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就没有他杨国伟的今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