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出生于上海。
1970年，中学毕业去了兰州制药厂，半年后参军，在辽宁锦州第四十集团军当兵。
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高级管理人员。
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近两年，入选“20位中国企业领袖”、“中国最受尊敬企业50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第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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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解读
叶蓉：前不久我在10月份刚刚公布的胡润版的百富榜上看到您的名字，您以个人资产27亿位列第27名，对于这两个比较巧合的27，您怎么看?
刘长乐：我实际上没有认真的看过。因为事先也没有人向我们征询过，向我们了解过，比方说资产情况或者是生意的状态，我自己也实在是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有多少企业、有多少产业，或者产业规模是什么，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这27亿的根据是什么，但是不管怎样，胡润先生的统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不管民营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有多小，我觉得这种统计很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都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的。
叶蓉：就这个问题我询问过好多嘉宾，我觉得您的回答是最为宽容的一种说法，但毕竟谈到资产问题，我想在西方的好多人的眼光当中是属于比较隐私的话题，那我们就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我们来谈一谈您的企业凤凰卫视，在去年三月份凤凰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有人跟您有过一段对话，就说刘总啊，您这个企业很好。您说哪里哪里，他才七岁，才刚刚上一年级，按照您的谦虚的说法，今年他已经八岁了，上二年级，那么他的学习成绩——这两年的经营状况如何呢?
刘长乐：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是在凤凰上市的那一年有过一个盈利的记录。当然作为卫星电视来说，他的发展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用自己的努力缩短了这个距离，所以在今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因为香港的创业板它是一个季度发一个财务报表，这个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假如不是创业板的话应该是半年，至少半年，所以我们的记录或者说我们的这种透明的公开性都会让我们无处逃生，我们每一个季度的业绩怎么样都是一目了然的。
叶蓉：透明度极高。
刘长乐：在前三个季度我们的报表都已经显示出来了，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盈利。
总理钦点
叶蓉：凤凰是成立于1996年，在它的发展史上有一个日子，任何人都不会忽略，那就是1998年的3月19号，是在两会期间，中央政府报告发布之后的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时的总理朱镕基钦点了凤凰记者吴小莉的名，当时有很多中外著名的媒体都在现场，其中不乏著名的记者，那么总理对一家媒体进行肯定，而且叫得出这个媒介的记者的名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您当时是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刘长乐：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总理会讲这个话，更不知道他会点到小莉的名字，所以我们当时包括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突然。我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可以这么讲，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我觉得当时比较兴奋的是在于我们当时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压力非常大，无论是从客观环境到我们主观努力，甚至包括我们股东之间的磨合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困难，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朱总理能够直呼其名地讲出吴小莉的名字，同时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很喜欢看她的广播”，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肯定，我当时是百感交集，比较激动。
叶蓉：如果是总理钦点自己员工的名字，而且是一个传媒名主播的这样一个名字，应该上本媒体的当天的一个头条，但是您是没有同意让她在当天的直通车里面上头条，当天您是怎么考虑的?
刘长乐：对，我们很激动，这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怎么激动都没关系，但是媒体毕竟是一个公器，作为一个公器来说，我觉得它首先要考虑的立场是作为一个公器人所应该秉承的这种公正的，规范的，包括对得起大庭广众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凤凰的这种表扬当然是令我们很兴奋的，但是比起朱镕基总理对其他问题的解读和他率领新的总理班子对公众的或者对全世界的一次非常精彩的亮相来说，这个细节只是一个局部，我们当然应该把最重要的新闻放最前面，虽然我们的编辑很激动，他们想往前放，我说不行，这个是要放到，实际上是放到最后的。
斯人已逝
叶蓉：我想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在您的脑海里也会留下一个痕迹，就是1997年的6月1号，您能想起来那天发生了什么?
刘长乐：1997年6月1号当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飞跃黄河的壮举的直播，柯受良先生在那一天实现了他的一个梦，作为媒体人，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进行合作，做了向全世界的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较震撼人心的转播，它的背景实际上是为了1997年7月1号的香港回归作为一个大主题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或者说一个有很大冒险的一个特技行为在97回归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的前提下来操作，他的风险是双重的。
叶蓉：而且是在回归的前一个月，6月1号。
刘长乐：一个是万一他飞不好，或者飞得不精彩或者失败了，那对回归会有怎么样理解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再一个假如从道义上讲，如果说柯先生在飞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意外，或者出现了一些麻烦怎么办，总的来说他是非常的……
叶蓉：有风险性。
刘长乐：我们专门请了解放军工程兵的几个专家在现场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判断和计算，从动力学包括地球物理学的角度，从方方面面提供了一种非常精确的计算，我们比较负责任地讲，就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那种最大的危险从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车过去以后，如果说你的保护措施不好，他在那边会发生一点事。
叶蓉：翻过来?
刘长乐：这些总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尝试是有科学根据的。
叶蓉：不是盲目或者激情之下的一种。
刘长乐：不是盲目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冒险的冲动，他是有冒险成分在里面，但是他还是经过了冷静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包括计算，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另外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个桥的修建，或者在设备的添置方面，包括气象的把握方面，我们不惜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叶蓉：后来有没有算过这个活动一共投入多少资金?
刘长乐：这个项目我们和中央电视台，包括柯先生加在一起合起来投了应该是过千万的。
叶蓉：相当大的一个投入。我觉得有一个好玩的插曲，就是在飞黄河的当天您好像没有及时赶到现场，对吗?有一段还是靠自己走过去的。
刘长乐：是，飞黄河的当天我们有一架专机是飞到山西的临汾，而虎口是在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那么无论是从西安去还是从山西去，中间都是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靠汽车，而且当时山路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再加上这是由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进行转播，再加上柯受良先生本身的这种……
叶蓉：号召力。
刘长乐：号召力或者说他的这种魅力，所以当时黄土高原上的人……
叶蓉：都去了。
刘长乐：对，反正是比较狼狈，但好在是我们时间争取出来了，所以最后到那儿的时候尽管已经人山人海了，但还是赶到了，赶到现场了，当时柯受良先生跟我热烈拥抱。我们也是，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跟他说，我就说我什么都不说了，就看你的了。当时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他们几个人也是，我看他们都很沉稳，实际上我估计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大家都不想再说更多的，比方说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那个，因为不想再给他增加更多的压力，因为在这时候所有的这种无声的声援对他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支持，所以最后当他启动的时候，后来有一个报道说当他启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突然刹车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