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耀志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51年，生于河南南阳。
1968年，应征入伍。
1972年，想在部队中“混出人样”的孙耀志，由于政审不合格，失去了“提干”和“召飞”两次机会。他失落异常地回到老家。
1979年，来到建厂不到一年时间的宛西药厂，很快从一名政工员升为副厂长。
1984年，经过组织部考核，从药厂调到西峡县经贸委当人事科科长，成为当时西峡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时年33岁。
1985年3月，受命调回宛西药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从这时起，孙耀志开始了重整宛药的艰辛路程。
目前，宛西制药已经从一个亏损小厂演变成为总产值超过12亿人民币的中国中药企业50强之一的现代化企业，孙耀志任董事长。伏牛山上挖宝人
18岁，梦碎军营
叶蓉：我知道您来自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作为南阳人，从小家里可能就会谈到历史上我们这里出了哪些哪些名人，您小时侯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孙耀志：我是在1951年出生的，我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我们国家的那一场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学没上成，咋办呢?正好有个机会，我们国家1968年开始征兵，征义务兵，我就报名参军。
叶蓉：好像您这报名参军还是瞒着家里的?
孙耀志：在我们河南，我要去当兵就一定要“混成人”。所谓“混成人”就是要去当个骨干，混成人再回来，就是这种决心。
叶蓉：您在部队好像的确发展得很好，因为刚刚在新兵连的时候，您就已经当上班长了。
孙耀志：1968年3月当兵，由于我在部队表现突出，到部队不到半年，在1968年8月就入党了，当时我只有17周岁。9月份当了副班长，10月份就当上了班长!
叶蓉：那应该说您很受部队领导重用，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孙耀志：当时的动机就是想要干好。通过搞军训，部队要培养我，所以在1969年的10月，部队要提干，要提我当排长。
叶蓉：那不是很好吗?很顺利啊。
孙耀志：按说是很顺利，但是提干的中间，部队要政审。现在我们把“政审”这个词很多都淡忘了，但在60年代，政审特别严。所谓政审，就是调查你的家庭成员和你主要亲属的关系。在政审时，领导推荐、考核都合格，但是到我们河南老家去，经过政审一调查，说我父亲好像有历史问题。现在看来都是诬陷，陷害。
叶蓉：其实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事?
孙耀志：都是无中生有的。由于政审不合格，提干的机会失去了。
叶蓉：您刚刚讲到参军入党的时候只有17岁，这是您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孙耀志：那个打击应该说是特别大。因为很顺利的时候突然来了当头一棒，当时思想承受能力也是到了极点，那时想到这件事就掉泪，非常悲观，有时感到人生往前走的希望都没有了。
叶蓉：那时候毕竟年幼，心智还没有成熟。
孙耀志：年轻气盛。那个打击特别大。但是总算度过来了，坚持下来了!
叶蓉：我知道您还没有放弃在部队的继续努力。
孙耀志：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工作不积极、闹情绪。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就是召飞行员。那是1970年，我们部队是一个师召两个飞行员。其中一个就是我。经过体检，身体合格，进到广州军区沙河空军学院进行三个月培训。后来又到河南政审，还是那个老问题，第二次把我当飞行员的机会给打掉了。这次我在思想上确实有点跨了，身体也有病了，在一次训练后突然发高烧，住进了医院。这是第一次住院，我印象中第二次住院时，在医院里我就要求要复员。
叶蓉：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复员?
孙耀志：因为我的两次机会都没现实，我不可能在部队当一辈子的兵，部队也不允许你当一辈子的兵。既然在部队没我存在的价值，我必须得换个地方了。
无奈地回归
孙耀志：1977年，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到我们县工业物资站工作。1979年3月，我到宛西制药，这时宛西制药建厂才不到一年时间。
叶蓉：厂里当时有多少员工?是什么样的规模?
孙耀志：我去的时候厂里共有69个人，当年产值是100万吧，亏了十几万。
叶蓉：那几年发展得也不好，您中间也离开过它?
孙耀志：我是1979年3月到药厂。去了后先当政工员。1982年开始当副厂长，1984年也是我们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说要实现“老、中、青三结合”。当时我只有33周岁，在我们县里算年轻干部，所以经过组织部考核，我从我们宛西制药县办药厂调到西峡县经贸委当人事科科长，副科级，成为当时西峡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
叶蓉：您在邻里之间也算“混成人”了。
孙耀志：对，那个职务确实也很受人尊重，干部职工的调动、提拔，都得通过我去考核，要按现在说那是一个很实权的单位。
叶蓉：那时候再把您调回去当厂长，再好的一个职位也是很难选择的。
孙耀志：是啊，这是1984年8月份调我到经贸委去的，1985年3月12号上午，领导跟我谈话，让我回药厂担任厂长。
叶蓉：这个日子您到现在还记得那么清楚?
孙耀志：对，药厂当时有两大问题：一是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接轨跟不上，产品卖不出去，造成工人没活干放假；二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在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班子不团结。
叶蓉：那就影响生产了。
孙耀志：当时在考核这个班子的时候是我考核的，提拔谁去当支部书记、谁去当厂长这都定好的，而且向组织部长汇报我都参与了。名单中都没有我。很突然的，3月12号我们抓工业的副县长和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我上去一坐就知道出问题了，我要回去了。
叶蓉：您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孙耀志：当时我接受不了。我印象中一个晚上没睡好觉。但是，当时我必须去。因为你是个党员，你必须服从，服从是你的天职。必须服从组织，必须服从调令，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回去了。
重整宛药
孙耀志：确确实实当时也是不愿意回去，但是又没办法必须得回去。回去的时候厂里一塌糊涂，工人发不出工资，我借了50000块钱，先给工人发了工资。当时我们的厂长和书记有矛盾，人心分成两大派，很涣散，好像文化大革命后期分成两个派别，你抠我鼻子我挖你眼，告状成风、无中生有，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搞得一塌糊涂。
叶蓉：厂里生产怎么样?
孙耀志：产品卖不出去，两大派别间还无中生有互相告状，公检法都介入了，也有人被送进公安局或检察院。
叶蓉：人心的涣散最可怕!
孙耀志：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去找我们县委书记。我说既然叫我回去，你要相信我，先让公检法撤出。我在这企业干了好几年，我清楚人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互相陷害。我们县委书记也很支持我，我上午去找他，下午公检法就从厂里撤退了。我就开会让大家换思想，当时不能换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多换思想少换人；第三步是不换思想就换人，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不能责怪中层不能责怪职工，只能多换思想，不换人，这个过程，我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先稳住局面，先抓生产，再搞生产经营。
叶蓉：您当时可能意识到，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
孙耀志：我当时回去的时候产值还不到300万，企业不断亏损。最要命的一是人在斗，二是我们产品市场不认可。为啥不认可，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以后，市场上我们没走出去。
我记得我当时回去后没多久，带着我们药厂十多个同志到百泉参加药交会，签了3000块钱的合同。刚开始宛西药厂连百泉会的入场券都没有拿到。当时宛西药厂只是一个县办小药厂，是计划外企业，没有名气。不仅没有拿到入场券，连展室都没有。
叶蓉：那您怎么做生意啊?
孙耀志：住的是地下室，做生意是三个小板凳，不能进会场，就在会场大门口摆个小凳子，搁上几盒药，像在农村搞叫卖。很狼狈很狼狈，也很无奈，但是确实只能那样做。当时搬个小凳子，谁过来都站起来对他说，同志你看我这个六味地黄丸……就这样去推销。100多人的厂，一共才签了3000多块钱的合同。
叶蓉：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见证了宛西制药的起步和发展。
孙耀志：我知道，周霖，上海市静安区药材站站长，他是我打开上海市场的一把钥匙。
叶蓉：为什么当时您要把您的产品打到上海?
孙耀志：因为我们的产品，如果上海市场能接受，其他市场就不用我再多做工作了，肯定能接受。上海市场是最难进的，上海市场门槛很高不好进，上海的消费者也很挑剔，要求很高。如果宛西产品能进到上海，全国其他市场就很好进去了，所以我下决心要打进上海，要冲进上海市场。
叶蓉：当时周霖给您指出了产品有问题，要您改。
孙耀志：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是大蜜丸。就跟正月十五吃的元宵那么大，而且是黑的。这个进上海能行吗?所以他提了以后我说一定改，我决定做成浓缩丸，我一定要把浓缩丸做好，把它销到上海来。
叶蓉：以前都是埋头生产不管销售，市场要什么对路产品不知道，我觉得周霖起了一个点播和引见的作用，就很重要了。我知道您当时连夜就赶到了上海。周霖他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他也没想到一个厂长书记带着大家住一块多钱的小旅店。
孙耀志：对，住在地下室。早上在南京西路买点蒸馍、包子、咸菜,就这样吃了，中午晚上回去吃点饭。很艰苦很艰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