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托马斯撒切尔的耶鲁教授在19世纪70年代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所学校那些卑劣的社团组成的整个体系能够消亡，我将会很高兴。
但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它们的秘密性质并不是使它们邪恶的原因。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它们在这儿所导致的所有罪恶都可能中止，前提是每一个社团真正变的秘密起来，使除了成员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都绝对不了解它们的聚会地点和时间，成员的姓名，甚至社团的名称和它们的存在。在我们之中制造罪恶的既不是这些社团的秘密，也不是它们的秘密行为，而是人们对这些社团的了解。
一位深受尊敬的耶鲁教授居然会提出这种奇怪的指责中带有为之辩护含义的观点，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能够解释这封信的内容的原因正是由于撒切尔，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也是骷髅协会的成员。很明显，一个骷髅协会的成员会公开声称秘密社团应该保持其秘密的本质。它们越秘密，公众就会觉得它们的力量越强大。这个关于秘密的辩论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直以来骷髅协会的真正面目的核心。这个协会陷入了一种矛盾的自我形象之中：协会的成员宣称自己是保密的，坚持认为自己需要隐私，然而又在耶鲁这群精英群体中炫耀他们的会员身份。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直接符合了骷髅协会培养新加入会员的方式，而且也具有浓郁的耶鲁特点。
耶鲁的秘密社团一直反映了耶鲁大学的时代精神。通过盲目地墨守成规的倾向，这些协会制约着反传统的力量。正如后来出任耶鲁校长的亚瑟哈德利于1895年所说的，这种社团制度是“耶鲁生活的典型产品，孜孜不倦的努力，高度评价学院价值和学院的成功，持续的紧张感，所有这一切使每个人都不敢松懈，但可以使他成为其所居住社区的一员。”一般来说，社团的成员——数量不到四年级学生的十分之一——在四年级时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的晚上召开“会议”。尽管一直有人批评他们的精英主义——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人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理想的协会候选人应该“出生于格林威治，在安德沃（美国东海岸城市——译者注）接受教育，在耶鲁的‘围墙’受过熏陶，并得到骷髅协会的赏识。”——秘密社团的成员喜欢说每个组织中的15名四年级学生全面地反映了学校的人口分布。但是耶鲁的Old Blue神秘色彩和各种秘密社团具有相同的含义；它们具有遍布校园的长条木椅的古老气息，从古老的饭堂到哈尔克钟楼，从《耶鲁每日新闻》的会议室一直到校园内最受欢迎的比萨饼店，到处都有这种长椅。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耶鲁人用钥匙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刻在这些长椅上。传统习俗宛如扯得过紧的领带，制约着这些协会的活动，仿佛那些攀援在石质塔楼上、染上色彩从而透露出比实际年龄更长历史的常春藤锁住了墙壁，而不再是墙壁的点缀物。他们和莫里餐厅那些服务服务员的态度一样，后者是位于校园中部的一个只对会员开放的餐馆，在那儿，服务员提供威尔士干酪土司或嫩煎小牛排，态度傲慢得如同英国的管家；如果有那位客人想多要一些酸辣酱，他们那原本就永远弯着的眉毛还要稍微再往上抬一抬。秘密社团就是这种竖起眉毛的拟人化。它们体现了“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的精神，只不过上帝和耶鲁的位置掉了个个。
莱曼伯格（耶鲁校友，1871年撰写了长达700多页的百科全书式书籍，详细记录了耶鲁的大学生活——译者注）于1871年这样写道，“当然了，仅仅用一个人的社会联系来评价他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但是相比之下人们通常的做法更愚蠢得多，也就是仅仅通过获得奖励、奖学金或荣誉的次数来评价一个人。要想建立起任何一种主观的标准，从而评价一个人的品质，这很明显是不公平的。然而，如果必须这么做，在评估一个耶鲁人的重要性时，任何测量标准都不如他在一个社团体系下的作用能包含更多的评价手段。”
对于一些耶鲁学生来说，这段话的真实性已经不存在了。这部分是由于社团体系的影响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了。现在出名的办法很多，于是一名学生即使没有参加什么协会，也可以在校园内出超人的成绩。但是耶鲁社团体系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距这个体系开始170年的今天，协会的会员身份对许多学生来说仍然和以往一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作为有突出成就者的精神堡垒，当前的那些秘密社团仍然得到了繁荣发展。在一个缺乏正式平均学分、班级排名或优等奖学金制度的学校里，在一个学生联谊生活不存在而且也不受到重视的校园内，秘密社团对许多学生来说充当了最终获得承认的渠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