舱里是昏沉的世界，浓重的睡意使得空气黏稠而且腥臭。有甲板上的人朝舱里伸下头看看，什么也看不清。轮渡又靠了一站，进来些新人，再继续向前。太阳渐渐地移向了西边，不那么耀眼了。相反，底舱里倒显得不那么暗了，甚至有些明亮起来。不知什么时候，那女的坐了起来，张大嘴，忘情地打着哈欠。她的头发乱得不成样子，可她连拢都不拢一下，听凭它披挂着，大约她以为这样是美的。那两个男的也睁开了眼睛。舱里的空气波动了一下，鼾声止了。人们虽然还保持着原先的姿势不动，但显然都从瞌睡中出来了。此时才发现，底舱里的人至少已经走了有一半，是在方才的瞌睡中上岸的，换了几张新面孔。那女的转头去问边上人，这船到什么地方了。那人回答了她，又问她是去哪里。他们渐渐地攀谈起来。
这人是新上的船，穿一件蓝卡其面栽绒领长大衣，手腕上戴坦克链手表，亮晃晃的。也是见过世面的模样，像是这班轮渡的常客。他很有兴趣与那二男一女攀谈，他们的攀谈显然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又有几个人凑上去，参加了谈话。这时候，舱里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气氛活跃起来，甚至连那些少出家门的农人脸上，都有了关心的表情，朝这边张望着。那女的这一回表现得比较收敛，因为受了上一回的没趣的教训。她出言谨慎，说话间还不时看她那位好翻脸的同伴的脸色，生怕造次。她的同伴此时显得随和多了，并且表现出对谈话的热情。另一个自然就更和气了，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这是个大哥型的人，也许就是大哥。民间艺人总是像一家人。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漂流，靠的就是彼此照应，彼此相帮。这时的和平气氛是令人陶醉的，并且令人放松警惕。那女的不由又有些忘形。她的话稠了，声也高了，又出现了那种猪肝色的脸色。她兴奋起来，成了谈话的中心。攀谈的人显然也兴奋起来，他们渐渐冷落了那两个男的，围绕着这个女的，问这问那。易怒的这一个看起来也是敏感的，他站起身离开了人群，走出了舱外。年长的顿时紧张起来，也站起身，尾随上去。他对这个兄弟特别小心。
等他俩重新回到舱里，那穿大衣、干部模样的人，便提出一个建议。当他提这建议时，女的则低着头，面带喜色，却有些紧张。看起来这建议正中她意，并且征得她的同意，深恐她同伴不赞成。那干部模样的人建议道：舱里每人出二分钱，给大家唱一场。易怒的这个立即翻脸，说嗓子疼，不能唱。女的怕的就是这个，一听果然是这样，也立即翻脸，腾地站起来，走到另一张长椅上躺下了。留下那年长的，左右为难，不知说什么好。人们一见这形势，都扫了兴，散开去，那干部也走出了舱外。易怒的寻了另一张长椅躺下，两人隔了几排长椅，开始争执。这一回是认真的了，那女的也动了怒。年长的这边劝劝，那边劝劝，谁都劝不动。他是个口讷的人，又怕得罪这二位，话就更不敢出口了，嗫嚅了半天也吐不出几个字。
两个吵了一阵，终于静了下来，各睡各的觉。这时，船已走了大半，太阳也偏西了，再有一个来钟点，就到大柳巷了。又有人下了船。中间那干部又回到舱门口一回，朝里望望，问道：还唱不唱？不唱！那易怒的叫嚷了一声。女的应声就翻了个身，脸朝里睡着。汽笛鸣叫起来，再次靠岸，旅途行将告终。年长的最后一次买来一摞面包，递给他俩。这两个谁也不吃，一个说要睡觉，一个说嗓子疼。然后，那干部样的人也上了岸，再没回舱里。萍水相逢的人们渐渐地散了。
这二男一女是在大柳巷前一个码头下的船。这是一个大码头，五河县城，下客最多。年长的从舱外走下来，说了声“到了”，并不多言，那两个就都翻身起来，收拾起东西。他们虽然还憋着气，但不再做计较，搁下不提。三人一起动手，将行李打点整齐。两个大的由那易怒的挎上肩；几件碎的归年长的；女的则背那三弦和二胡，手里挽自己的一个花布小兜。他们很利索，并且很默契地互相把行李搭上肩，系好，再椅上椅下看了一遍，确信没有落下什么，便出了舱。
舱外人群熙攘，壅塞在甲板上，望着渐渐靠近的码头。他们三人挤在人丛中，被推搡着，不由自主地移动着脚步，脸上流露出紧张的表情。顿时间，前嫌尽释。只听“当”的一声，下锚了。铁链子哗啦啦地一开，人们涌上了跳板。肩大包的那个因看不见脚下的跳板，提小包的又空不出手，就由女的在前边抓住他的包裹引路，颤颤地走过独木桥似的跳板。他们终于上了岸，在挤挤的人头中，犹见他们的大包小包，在人丛中移动着。
此时的天空是红色的，夕照染了云彩，形成晚霞。那种油画的酱黄色又出来了，布满在画面上。但这一回二男一女只是背影，轮廓线被光影融化了，模糊了，光和影都是柔软和充盈的，温和了某些粗糙的细节，看上去比较细洁。他们身穿棉衣裤，被前后包裹挟持着的，臃肿的身影，有一种夸张的变形的效果，在那酱黄色的调子衬托下，显出奇异的美。他们上了大堤。人群疏散了，堤上渐渐只剩了他们三个，越来越小。天呢，越来越红，终于红成血一样的。最终，他们小成三个黑点，却凝固在画面里，再不消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