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小杜，乡里的生活与镇上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水也是要挑的，吃粮食，有挤面的机房，也有牵驴到磨房推的。为省下煤钱，小孩子上下学都带个小耙子，路上搂草。家前家后，开了小片小片的菜地，谁也会锄和刨。甚至，她们家还喂了一口猪，所以，她就会烧猪食。乡里的民情和镇上的也差不多，小杜又是在老户人家长大，行止都有榜样，晓得进退轻重。可是，这不表明小杜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她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有时候，听见乡人们奚落上海知青，是出于对她的夸奖，她却觉着一种悲戚。似乎，人们承认她是可以在这里生活的。乡人们说她比那几个上海知青更像上海人，她也感到悲戚。因为他们没见识，而她竟然合了他们没见识的品位。她是有识别力的，她知道她们那么舍得学乡里人穿衣、说话、作派，舍得泼出去泥里水里打滚，胡糟践自己，就因为怎么样她们也是大城市人，怎么样也是上海人。乡邮员送到大队部的，那些落款写了上海某区某路的信，邮包，汇款单，证明了她们与那座城市的牢固关系。幸好，小杜长得比她们都好，穿的用的也不差，这才有了些底气，可以和她们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而不至于自卑到不与她们往来。
就这样，上海知青集体户继续着她们先进的道路，上县、专区甚至于省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会发言，捧回奖状，小杜却是得乡人们的心意。她的缝纫活也出了名，远近都有人来请她做衣裳。甚至于队里那伙上海知青，也有上门的。当她给她们量尺寸的时候，她窥见了上海服装上的新潮流。她们难得回去一次或者两次，却还是带来了上海时尚的消息。比如，裥不是打在前胸，而是从腋下向上打去，比如斜插袋为贴袋所取代。她还从她们不经意的流露中学习了上海的服装用语，比如，称春秋衫为两用衫，比如此地人说的衬衫的“小袖子”是谓“克幅”。那个遥远的城市，绰约地向她展现繁华的面容。不久，开始招工了，集体户里有两三名知青受到推荐，她们竟都谢绝了，还一起贴出决心书，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乡人们都觉好笑，问她们真一辈子？回答真一辈子。那么给我们家做媳妇好不好？她们哗一声笑起来，四下逃跑。问话的人还不依，追着问。有胆大泼辣的，便迎回来说，好！这就轮到这人逃跑了，谁家敢娶这样的媳妇？此时小杜方才下乡，还不够满两年的推荐条件，从旁看她们逗趣，心情也是复杂的，想这些上海人因是心里有底，才敢将人生的际遇当儿戏。
像集体户，尤其是女生，在一处生活，难免会生龃龉。有时候，她们会去对小杜说，因小杜是局外人，又同是知识青年。这人说几句，那人说几句，小杜渐渐也了解了一些内情。一是知道她们所来自的上海区域在城市边缘，甚至于她们是将市中心称作“上海”，好像她们所在并不是上海似的；二是她们都期待着招工，所以放弃，除去为要保持先进的姿态，多少有一些是因为谁走谁不走摆不平。听来，她们中有几个家中相当拮据，盼望她们早日有一份吃商品粮的工作，至于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她们既已离开上海，就也不作回上海计了。小杜由衷地同情起她们，之间的关系融洽了许多，但也没有亲近到要与她们做知己。在她心里，与她们总是有着隔阂，这就像“出身论”一样，是由先天决定的。再过些日子，上海知青，即便是先进集体，也露出凋敝的颓势了。她们再也不掩饰对乡间生活的厌倦，因收支不匀终至分户，各起炉灶，等到她们的户长，被推荐去合肥上大学，所有暗藏的矛盾就都表面化了。她们彼此间不再说话，形同路人，县里再开积极分子大会，因无法推荐出代表最终放弃参加，就此结束了集体户的政治生涯。在这分崩离析的时候，招工却又冻结，前景茫然。而小杜，就在这时候，借调到公社广播站做播音员了。
老杜的朋友一直关照着小杜，他觉着，老杜将姑娘托付给了他，他就要负责到底，不可半途撒手。他从蚌埠下放农村，心情多少是落寞的，从这条灰暗的淮水上往来，老杜家是他的栖脚地，给了他温暖。老杜没有什么权势，只有一颗待人的诚心，凡是朋友从他码头前过，他总是热情款待。也是他会看人，交的朋友都是感情质朴的人。老杜将小杜交托给朋友的时候，朋友看看小杜，先是问，会演戏吗？因为见她长得像戏台上的人。小杜老实回答不会，朋友又问有什么特长，小杜就说在学校时做过广播员，那朋友很有心地记下了，这时候，果然用上了。公社广播员随军去了，余下个空额，老杜的朋友推荐了小杜。其时知识青年上调冻结，不能正式办手续，就只能借调，倒对小杜方便。因小杜下乡不满两年，要认真计较，就不合上调规定，如今借调，则是一句话就走了。不管小杜是不是正式上调，知识青年们还是十分羡慕。那几日，上海知青们轮着上门向她祝贺，帮她收拾东西，同时也感叹自己的出路不知在哪里。这一回，小杜真的有些感动了，不止是为她们的好意，更是为她们能够那样坦然地表示心情。但是，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她们总是占着优势。小杜再心思曲折，总还是个姑娘，性情毕竟温柔。她为了强调自己仅是临时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打发，她们依然是同命运的人，她没有将东西都带走，而是留了一部分衣物，甚至连那架蝴蝶牌缝纫机也留下了。在她心底深处，隐秘地也藏着些防备，防备会有不测，为了招工上调，亲姐妹都有翻脸的。她比别人都晚来，结果却是先走，多少有点令人不安呢！于是，她到了公社广播站，隔一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取些换洗衣服，意下也是看看她的缝纫机，有没有人动。跑了几趟，东西渐渐拿干净了，最后，来了一挂平车将缝纫机也带走了。人们从此就再见不着小杜了，可是，一日三次，拉线广播里都传出小杜的声音。那声音却不像，因说的是标准语，所以更像是广播电台的人。
小杜在公社院里，独住一个单间，广播间。倚南墙窗户底下横一张床，床头顺东墙是缝纫机，屋子中间方桌上是唱机，唱片，广播喇叭。北墙是一列文件柜，其实也没什么文件，主要是给小杜放衣服杂物，墙角立一具脸盆架，地方不大，却有条理，也显得敞亮。院里时常有知青来，错敲了她的门，就看见门前地上站了个衣着邋遢，面色憔悴的青年，急煎煎地要找哪一个干部，为的总是招工或者招生的事情。小杜就会有一种侥幸，侥幸自己及早脱离了那样的命运。这种心理使得她变得比平素热情，所谓热情，在小杜也就是给人指个门，告诉要找的干部在和不在。她是个内敛的人，对人总有几分保留，至多是有一次，敲门的正是她插队那个庄的上海知青，时已向晚，于是在空地上铺一张绳网的凉床，留她过宿。那晚，正好公社来了电影放映队，放完电影，又喝酒吃饭，两个放映员喝的有些高，走不了，就也要在公社院里留宿，床铺被褥却不够。小杜就说让那上海知青与她挤，腾出一张床。那上海学生早已睡熟，这时被小杜拉出被窝，由人抬走床和被褥，也没问个所以然，爬上小杜的床，再接着睡。这一晚，小杜和上海学生打通腿睡了一宿，睡意蒙中，就觉着好像是自己的姐妹。其实小杜并没有姐妹，甚至也没有特别亲密的女性朋友，此时，她体尝到女友间的温存情感。
等知青上调重新解冻，可以办小杜的手续了，可老杜的朋友却按住了。原来他瞅中县广播站将会有一个空额。县广播站的两个广播员中的那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媳妇，要调去工业局做干事了，正在物色新的广播员。小杜在公社广播站工作的不错，凡来到他们公社的人，假如正遇上广播时间，起初都以为是北京，或者省城的电台在播音，直到听见本乡本土的庄名人名，方才悟过来，原来是自己的播音员。还有见到过小杜本人的，就更要赞叹了。渐渐的，小杜就有了些名声，老杜的朋友向县里广播站推荐小杜的时候，人们并不觉突兀。这样，小杜的户口，粮油，档案，就按着知识青年招工的政策，直接往县城办过去了。要是关系到了公社，就还要先等转干，再启用干部调动的条例。公社才有多少个干部编制？播音员都是以工代干，转干的希望几乎等于零。所以当时招工冻结，小杜不能正式调到公社，如今看来，正应了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杜的朋友原是人事干部，深谙里面的奥妙，才能应用自如，调配得当。总之，也是小杜命好，算得上左右逢源。
现在，小杜就到了县委广播站。县委广播站比公社的正规多了，播音室里不能住人，播音员是住宿舍，和另一个播音员合住一室。房间虽然大，可总不如自己一个人自由。这县城说是县级行政区，却还比不上小杜的家乡临淮关大和繁荣。所谓城，就是两条相交的水泥路，路口一幢二层的百货楼，是城内最新和最宏伟的建筑，余下就都是一排排的平房，住家间着店铺。店铺里没什么东西，也没什么人，从店铺的冷清就可看出这地方的贫寒。住家的院落多是小而逼仄的，养的猪瘦得像狗，惶惶地跑过街面。起炊时分，烟火里尽是草木的枯焦味，没有一点荤腥气。只有走到街的东头，路渐渐平坦，视野开阔起来，这才发现，两边的院落已变得高大齐整，原来都是县委的行政机构大院。小杜工作和住宿的地方，就在其中。所以虽然生活似乎还不如先前在公社时的舒服，可是，身份却不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