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蚌埠搭车往上海去时，弄不巧就搭上这一次车。京沪线上的车是不少，可总是它撞上我们的枪口。别的车次常常会挂上满员的牌子，它却像可以无限搭乘似的，永远有余票。我们大多是搭船或者搭长途汽车到蚌埠乘火车，时间已是入夜，而且早晚不定，５１次呢，就像在等我们似的，总是晚点到可以让我们上车。凌晨，几乎所有列车都在距离蚌埠很远的京沪线上奔驶，可是５１次却来了。它的灯光老远就射进站台，破开黑暗，光里面翻卷着白色晶亮的飞絮，那是空气里的寒霜。那光柱越逼越近，汽笛响起，骤然间，光柱扩大，笼罩了整个站台，天边的房屋烟囱，在白炽的光里面，嶙峋地闪耀一下，湮灭了。紧接着，亮着一格格窗户的列车停在了站台，窗户里晃动着人影，活跃，甚至激烈的生活突然从天而降在空寂的站台上。
它停在站台上，有一刹那，竟是静若处子，车厢顶上，覆了一层薄雪。从这就可以看出，它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经过多少昼夜行程。我们这地方，方才收了秋。车门打开，却没有放铁梯下来，因为梯上的盖板被人和行李压住，乘务员在人丛中间挣着，企图履行自己的职能。只有少数几个下车的人，几乎是被扔到站台上。另有几扇车门，纹丝不动，亟待上车的人敲着车门，可是没有回应。开着的车门跟前展开了进攻和抵抗，车下的人要上去，车上的人不让，双方都骁勇无比。由于没有铁梯，底下簇拥的人就变成人梯，从肉身上踩过去，扑进车门。乘务员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这班车早已经颠覆，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人民自治。这列车，经过几昼夜旅行，精神已突破疲倦低沉的阶段，变得亢奋。他们睁着熬夜的通红的眼睛，面孔因为上火也赤红着，他们喊起了号子：“喝呀嘿，喝呀嘿，喝呀嘿扎嘿！”齐心协力要将上车的人顶下去。可上车的层层叠叠的人，筑成一座人墙，如何顶得动？而且前赴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上来了。这些多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少小离家，在贫瘠的乡村和陌生的乡人中间生活，老早磨尽了他们仅有的一点忍耐力，他们其实过着破落户一般的日子，和车上的人一样舍得泼命。他们此时都有些忘记了挤车的使命，而是被这激烈的战斗兴奋起来，他们将一个人当成攻城的木桩，喊着“一二三！”往车门里投去。上下都是年轻血旺的人，就没有一个伤了腿脚的，可谓奇迹。这次车早已没了时间概念，由于误点，就不停地被要求让道，临时停车，将本来就够长的旅途又无限期拖延了。所以，连地理概念也模糊了，不知道所到之处为何地，离上海又有多少路程。
天晓得，车站上的人是如何能够统统塞进车厢，这铁壳子可是坚固得很，又像是弹性足，撑多少都撑不破。经过方才的鏖战，车上车下倒没有结仇，反是成了朋友。这有点像江湖上的人和事了，５１或５２次就是一个江湖，人们不是称它“强盗车”吗？到了此时，它落了草，上梁山了。水和饭，完全无法供应，茶炉子灭了火，底下挤睡了几张铺。餐车锁上，隔断了卧铺和硬座的通道。厕所里也安营扎寨，只有一间留作使用，这是民主自治的决定。于是，就不停地有人从人头上踩过去，踩过来地前去如厕。双层车窗紧闭着，塞北的冻雪已在外玻璃上融化，里面是生了火一样的热，而且气闷。等太阳从田野上升起，第一线阳光射进车窗，空气变成酱一样的黄，你想有多么稠厚。此时，渐近江南，虽然隔了双层窗，可车厢内的燥热到底缓和下来，眼睑里的景色也温和了。虽然是初冬收过秋的田野，可那稻茬里面，土坷垃里面，藏着一些潮意，就使得田野变得滋润了。车厢内的气氛亦略略沉静下来，激动了一夜的人们开始打盹儿，聊天也在和平地进行。此时此刻，简直有一些称得上温柔的东西，氤氲般弥散在这布满垃圾，臭味熏天的车厢里，但也是草莽的情愫。就好像前苏联拍摄的电影，从普希金小说改编的《上尉的女儿》。那个贵族小军官，去向土匪布加乔夫求救，求他去救上尉的被围攻的要塞。马车走在风雪中的西伯利亚草原，贵族青年问布加乔夫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另一种安居乐业的人生。这问题触动了布加乔夫，他拖过一张靠垫，让青年坐到他身边，说道：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关于乌鸦和鹰。乌鸦吃死人的肉可以活三百年，鹰喝活人的血活三十年，鹰受乌鸦邀请品尝它们的食物，只吃了一口，鹰便腾空飞起，叫道：我宁可只活一天，也决不吃死人肉！就是这样类似的情形。这一趟旅程，已经将５１次车的强盗性格培养成熟了。
就是在这粗犷的列车上，那一对夫妇登场了。在当时十几二十岁的年龄里看来，他们几乎是一对老夫妇了。事实上呢，他们方届中年，四十岁上下。他们穿着体面，不是那种有身份的体面，而是讲究而保守的风格。他们身上的中式棉袄，是驼毛或者丝棉的胆，出自精作的裁缝的手。他们的口音是地道的上海口音，所谓地道的上海话，其实是带有一些苏州或者宁波的口音。真正的本地话，也就是江对岸浦东一带的乡俚俗语，倒被认作不纯粹了。但又不是所有外邦口音都受到认可，如若是苏北的乡音，也被认为不纯粹。这就是上海人的势利了，他们不是以地理历史，而是以贫富贵贱，来划定上海的疆域。于是，正统的上海话里面，就要带着些苏州或者宁波的乡音了。那女的，应当是很漂亮，一双眉毛如同修过，鼻梁挺而直，嘴唇薄削，是一张会说话的嘴。但这不是我们那个年龄能够欣赏的好看。在我们那个年龄，承认的漂亮，总是有些文艺腔，而且有时代感，往往以新上映电影里的明星为楷模。这女人却是旧式的好看，所以并不合我们口味。可是，谁知道与她同年龄又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男人怎么看的呢？实际上，她是有一股女人味的，也是旧式的，在这个工农政治的时代里，也同样不为赏识。她的男人，穿了铁灰色的确良的中式棉袄罩衫。这种中式裁剪，连袖的款式，特别适合男人的肩膀，它一径从男人宽平的肩上溜下去，不像西式的装袖那样架着手臂，于是显得洒脱。我想，日本人的和服，就吸取并且夸张了中式的连袖，有一派古风。这男人的肩膀却本来有些削，罩衫在他身上，就又格外垂挂，使他有了一种放荡不羁的风度，略微从保守的市民形骸中解放出来一些。其实，上海的市民多少有几分行帮气的，女人呢，则是“白相人嫂嫂”的气息。这一位，鹅蛋脸那么白和亮，眼风尖利，说出话来句句逼人。显然男人很受用，赔着笑脸。还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在我们看来，那样年长的女人已经不适合撒娇卖俏了，事实上是我们缺乏经验。这样的女人自有一种吸引力，锋头还健得很呢！她指派男人拿这拿那，将已安置的行李再拖下打开，取出一件略薄的夹袄，换下身上的驼毛棉袄，因是嫌身上臃肿，脱下的棉袄，并不收好，而是铺在膝盖，护着一双腿。显然，她颇有旅行经验，把自己安排得相当舒适。她的这些轻软的衣物，在四周多是粗笨的御寒装备里，简直就是轻裘快马的意思了。这是七十年代中期，出门的人大多是下乡支边的知识青年，身处苦闷的青春期，荷尔蒙分泌不平衡；脸上一律带有沉郁和焦虑的痕迹，不同程度地使五官变形，而且轮廓模糊。她的那张脸，就显得格外细致。她这个年龄，真不是出门远行的年龄了，她的气质，也不像跑外码头的气质。可她并不为这不合时宜而感局促，相反，她很自在，很快就和周围的知识青年聊起来。她聊得挺在行，沿途所经的车站，从那些车站所通往的地点，她都说得上来。倒反是年轻人有些怯，不敢问她是去哪里，在哪一站下来，又是去做什么？他们，尤其是男孩子，似乎都有些被她镇住了似的，乖乖地回答她的问题，看她挖苦她男人，一个个就像呆头鹅。后来，他们摸出扑克来打争上游，她也算上一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