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考验
婚后不久，赖莎和丈夫一起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老家斯塔夫罗波尔。第一次踏上丈夫的老家，赖莎就爱上了这片土地。
然而，这个美丽的地方首府，也让他们领教了生活的艰辛。他们最初对工作的热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开始减退。在最初的四年时间里，赖莎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头几个月，赖莎没有找到工作。接下来，她不得不在一个专业根本就不对口的岗位上干了一年半。再后来，虽然干了两年专业，但没有切实的保障。不是打点工，就是拿半薪，要不就是在机构精简中临时下岗。对于自己这几年的遭遇，赖莎的解释是：“我想，有两个原因。那几年很难安排受过人文高等教育的专家，我可太了解了。比方说，当时在斯塔夫罗波尔市，有近70%的教师拿不到全薪。”事实上，当时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尤其是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专家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没有。一些本来用得上赖莎的高校，但它们的教研室都用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用人机制的僵化。
和赖莎相比，她的新婚丈夫戈尔巴乔夫最初的遭遇也好不到那里去。戈尔巴乔夫是拿着法学学士文凭被分到边疆区检察院的。但他在那里工作10天就厌倦了检察院的工作。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被区团委聘上了。在离开检察院之前，检察长别图霍夫又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这次“和边疆区检察长的谈话，冗长而又毫无兴趣。”谈话以后，他写信告诉妻子：“检察长随心所欲地把我臭骂一顿后，总算同意我辞职进区团委了。我已被任命为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对于丈夫的选择，赖莎不仅非常理解，而且予以坚定的支持。但他们的日子也因此更加困难。“戈尔巴乔夫的月薪是3000卢布（旧币），扣完税、交完各种组织的会费，就只剩840卢布了。由于我长期无业，这些钱就成了我们惟一的生活来源。当然，戈尔巴乔夫的父母有时也从乡下给我们送些食品，多少可以补贴一点儿。不过，更大的帮助是没有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赖莎就是用这点微薄的收入来打点她与戈尔巴乔夫的生活。她知足、乐观，从不觉得日子过得很辛苦。听丈夫谈工作中的见闻，读丈夫在出差时给她写的信，成了赖莎这一时期生活中最大的快乐源。戈尔巴乔夫有一封信，给赖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信是这样写的：“我几次前往伏尔加河滨地区，每次都听说20卢布的故事，说来得多么不容易，父亲整整一年没日没夜地干，才能挣这么多。我简直伤心透了，禁不住（说真的）流下了泪水。每次我都在想：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呢。那么，别的人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应当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有权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从信中，赖莎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在拼命地观察生活，好像要把在莫斯科上学期间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似的。他思潮涌动，总想表达出来。”
1957年1月6日，在东正教圣诞节前夕，赖莎与戈尔巴乔夫女儿伊琳卡呱呱坠地。女儿的出生，加剧了赖莎的幸福感。“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她的啼哭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动听。”
好事相随，也是在这一年，在戈尔巴乔夫同事的关照下，他们一家得到了一套公房。“我和戈尔巴乔夫住上了生平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的房子位于一套大公寓内，更正确地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筒子楼。8家共用走廊尽头的一间厨房和厕所。他们的邻居，有一个退役中校、一个纺织技工、一个煤气管道焊工、一个医疗器械管理员……这些人都有家室。还有四个单身女人，有两位合住一间，另两位则各居一室。这可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含有各种各样的主权实体，具有各种虽未成文，但所有人都明白无误的法律。大家在这里干活，谈情说爱，串门聊天，用俄罗斯方式喝酒，以俄罗斯方式争吵，又按俄罗斯方式和解。一到晚上就玩多米诺牌。有生日就一起庆贺。人与人之间没有丝毫的傲慢与偏见，完全是个自然率性的人的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团务工作一直干到1962年。随后转到党务工作，当上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地区生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在这一期间，赖莎终于在一所高校谋到了一份稳定的教书工作。
给大学生讲课、办课堂讨论、出席学术理论会、参加集会、当各种各样的代表———这一切尽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承受很大的压力，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然而，赖莎却在精神上感到无比满足。由于他们一直是独立生活，身边没有老人。为了不让家庭生活影响丈夫的工作，为了给丈夫一个更好的思考工作的环境。赖莎尽量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女儿稍长大一些后，赖莎就将她送进了市里一所普通的幼儿园。赖莎永远忘不了每天一大早她就把女儿从床上拉起来，匆匆忙忙地替她穿好衣服，急冲冲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每次下班晚了，再次急冲冲地冲进幼儿园时，女儿的双眼已噙满绝望的泪水，小鼻子紧紧贴在幼儿园玻璃墙上。也因为这样，孩子长大后，赖莎感到对女儿有点愧疚。“孩子终究是孩子。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总感到在她小的时候给她的母爱太少。没有顷尽所能，或确而言之，未能完全满足她的需要。”
对于妻子的事业，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支持。虽然忙于工作而不能抽出较多的时间精力照顾家庭和孩子。但他还是尽自己一切努力帮助妻子。最温馨的就是他每次都利用出差的机会为家里购买生活方面的必需品。每次只要有机会出差到莫斯科或别的地方，临走前赖莎总要给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列出家里需要采买的商品。清单上的商品应有尽有：图书、大衣、窗帘、衬衣、 鞋子、连裤袜、平底锅、日用洗涤品、医药制剂等。他还一直保持着出差给妻子写信的习惯。
在妻子的鼓励下，戈尔巴乔夫修完了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的函授课程。赖莎认为，为了工作，丈夫必须深入系统地学习经济知识。而这次学习，对戈尔巴乔夫在大学时代接受的法学教育、积累民事经验和专业知识提供了不错的补充。她还认为，丈夫能进入各级国家权力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像接受教育一样重要。进入这些机构，为他提供了各种难得的机会，包括可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人交往。在赖莎的支持和帮助下，戈尔巴乔夫可谓是仕途畅达，一帆风送。从生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到市委第一书记，再到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位第二书记。1970年，戈尔巴乔夫刚满39岁，就被任命为第一书记。
“权力的魅力对我来说，首先就是丈夫的工作，给我的日常工作和家务操劳，增加了不尽的担心和牵挂。当然，共同操心边疆区的命运，这是首要的。”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社会学专家，一位伟大的妻子，赖莎深知丈夫肩上担子的分量。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家庭、国家中的地位和角色。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和努力推动下，斯塔夫罗波尔这个贫困的边疆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新兴工业领域如电子、电力、天然气、石油、化工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土地改良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正是那几年的工作，为２０世纪80年代斯塔夫罗波尔不断创下丰收记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1月26日，那天下班赖莎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快22点。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远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你知道吗，我被提名为中央书记，这项提名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明天就要召开全会。你等着吧，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丈夫的电话和他第二天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消息，同样令赖莎感到突然。她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对我来说，重回莫斯科，就意味着人生很长时间的一段道路的终结。这段道路，并不平坦、轻松，它是弥足珍贵的。在这里，我们度过了大好青春。在这里，女儿出生了，长大成人了。在这里，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在这里，在斯塔夫罗波尔，我们获得了自我实现的机会。终于可以走出外省了，这种心情是复杂的：既令人惋惜，又让人高兴。让我激动的还是那种对不可知的感觉，内心是有些焦虑……”
就这样，赖莎和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的冬季打点行装，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城市。不到两年之后的1980年10月，５０多的戈尔巴乔夫晋升为正式政治局委员。其它殊荣接踵而至。也是在1980年，他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到1983年，戈尔巴乔夫便作为全国性政治领导人开始崭露头角。1984年，他又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直到契尔年科1985年3月去世，一直掌管着苏联的国民经济。他一直力图提前实行必要的彻底改革，以保障苏联今后几十年以至更远将来的生存。
赖莎并没有为丈夫的每一次升迁而暗自喜庆。她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段时间丈夫本来指望能解决一些积蓄已久的问题，可是最后都落了空。先是勃烈日涅夫病重，对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后来的安德罗波夫，也是没过多久就已经身患重病。接着的契尔年科时代，情况更加复杂。“全国对变革已经充满了预感，对变革的必要性到处都能感觉得到。对改革思想及实际改革步伐持公开支持、表示理解的人已经日益增多。可是党和国家的生活依然如故。戈尔巴乔夫下班以后，我经常与他长谈，涉及的内容很多……但主要还是社会上日益激烈、坚持的那些话题。”这个不平凡的女性始终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祖国充满忧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