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司晨者
在教皇看来，培根并不是最博学、最聪明和最中庸的人。蒙田比他更博学，伏尔泰比他更聪明，而亨利三世比他更中庸。培根的敌人们认为他仁慈、友善，很容易宽恕别人。 他喜欢追逐私利，甚至可以为之卑躬屈膝；但是他骄傲的时候又足以触怒神灵。因为他一些人性的光辉，我们也会原谅他的缺点。从某种角度看，培根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他前进航程上的风帆，如果一个人总是以旁人的眼光来看待自身，其实会破坏协调。
培根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他所关注的范围很广阔，但是由于他思索的领域太广，他很难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专门的研究。他曾尝试了一些，但是收效甚微。他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科学研究进程。他拒绝接受哥白尼（Copernican）的天文学，还为这一行为找出很好的理由。他忽略了开普勒（Kepler） 、伽利略（Galileo） 和纳皮尔（Napier） 的研究。他在《新大西洋》中经常提及，但仍然低估了想象力、假设和演绎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关于耐心收集的资料的建议，在天文学研究中的得到了很好应用。数千名学生对星体观察的记录给哥白尼革命性的演绎提供了很好的归纳资料。但是这一方法与当时发现的行星运动，木星的卫星、地球的磁性以及血液的循环的规律所运用的实际方法很少有相似处。
培根并没有声称他发现了归纳法，他也不是第一个“推翻亚里士多德”的人。早在几个世纪前，罗吉尔·培根、彼得勒斯·若美斯（Petrus Ramus）就这样做了。培根有时也认识到，这些学者所反对的亚里士多德，并不是那个经常赞赏和运用归纳和实验的方法的希腊人。而是阿拉伯人和一些学者对亚里士多德“不够水准”的变形。他也不是第一个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罗吉尔·培根曾经这样做过，坎普尼拉（Campanella）曾经以培根式的简洁语言指出：“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也许，这位政治家过度强调了科学的功利目的。但他也认识到“纯粹”科学的价值与应用科学的价值相比——就像“飘渺的灯光”与“沉甸甸果实”一样，有截然的不同。他力主对科学目标和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同样重要，并预言了如果人的本性不发生改变，那么一个世纪来的发明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出更大的问题。也许他从自身的道德松懈中发现，知识的进步超过人格的训练将会造成的深刻裂缝。
那些后见之明的演绎法究竟留下了什么？弗朗西斯·培根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当然，在想象力和文学艺术方面，在思想和理解的微妙方面，莎士比亚远远超过了他。但培根的思想囊括了整个宇宙，仿佛探照灯一样好奇的窥视着每个隐蔽的角落和神秘的地方。他拥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兴奋和膨胀的热情，也有哥伦布航海进入新世界的激动和骄傲。听听这位理性的司晨者（Cock Robin）愉快的宣布着黎明的到来。
“于是，我推论这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公民的知识，从公民知识又可以推论出人类哲学。从人类知识再推论出总体哲学。而现在是一个停顿的时期，回头看看我所走过的路，就像一个人审视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而言，并不比音乐家校准乐器时所发出的噪音更好。这些噪音听起来不舒服，但这也是后来的音乐更甜美的原因。所以我很满足于对乐器的调校，以便更得心应手的演奏它。当我面对这个时代的一切情形，我确信学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周期。其中包括了这个时代智者们的优秀和活泼快乐。从古代的作家那儿，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帮助，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印刷艺术使人们得到了更好的交流，航海技术使世界变得更开阔，这揭示了实验的多样性和自然历史的广博，……我们不能不被这一切说服，学术的第三期发展将远远超过希腊和罗马的时代。……至于我的作品，如果有人希望通过抨击它们得到快乐，那他应该先听一句古代的名言：Verbere sed audi(如果你想打击我，首先得倾听我。)。让人们来指责这些作品吧，这样他们就会观察它，并衡量它。”
人们最初并不听信他的话，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他们更愿意在信仰上彼此竞争，而不接受武力的裁决。但是当他们的怒火平息下来，那些不愿意被确定事实所束缚的人，就依照培根的精神组织起来扩大人类的帝国。这种扩大不是体现在人数上，而是体现在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上。英国人为了增进对自然知识的探索，于1660年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这一机构的最初设想正是来源于弗朗西斯·培根，他在《新大西洋》中描述的所罗门议院就是类似的机构。莱布尼兹称赞培根是哲学的更新者。1751年，当启蒙哲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致力于编纂影响世界的巨著《百科全书》时，他们也决定将这部作品献给弗朗西斯·培根。
狄德罗（Diderot） 在《百科全书》的内容简介中说：“如果我们取得成功，这将归功于大法官培根，在科学和艺术还没有真正成型时，他就曾提出计划，为当时的科学和艺术编一本大辞典。这位杰出的天才，虽然当时还不能将所知的一切整理为历史，还是先写出了一些重要的必需的部分。”而另一位学者阿姆贝特（Alembert） 也以一种狂热的语气，称培根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和最雄辩的哲学家。
当启蒙之灯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时的议会还用国家的经费出版了培根的著作。从霍布斯（Hobbes）到斯宾塞（Spencer）,英国思想界的发展一直延续了培根的脉络。当然，伯克利、休谟和英国黑格尔学派不在此列。
所以，我们将弗朗西斯·培根置于理性时代的最前列。他和他的一些继承者，都是理性的崇拜者。他不相信没有经过实际经验检验的认知，也不信任那些被欲望所沾染的学问。“人类的理解不是单调的光，他受到意志和情感等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研究的科学可以被称为是‘我们所想要的科学’，因为一个人总是更容易相信他所愿意相信的东西。”培根并不像18世纪的那些哲学家，认为理性是宗教的敌人，或者是宗教的附属物。在他的哲学和生命中，他同时容纳了宗教和理性。但是他拒绝依赖传统和权威，希望用自然和理性的解释来代替感性的想象，超自然的干预和广泛流传的神话。
培根为所有的科学竖起了一面旗子，并为后来几个世纪中最热切的思想描绘了蓝图。无论他是否愿意，他所呼吁的事业——建立科学研究的综合组织，知识的广泛扩张和传播——孕育了最深刻的现代社会的种子：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为了生存，曾反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传播。现在，这部现代社会的戏剧已经向世界揭开了它的序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