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的兴衰（1603—21）
当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加冕成为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弗朗西斯·培根附和当时的风气，给国王写了一封阿谀吹捧的信，并自荐在政府中任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国会中任职19年，以及自渊博的学识、建设性的思想、以及清晰有力的演讲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有一段时间，他给国王呈送了一些“备忘录”，提出许多谨慎而雄辩的建议，例如：如何增进贵族议员和平民议员之间的合作与了解；如何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会统一起来；如何制止在宗教分歧方面的迫害行为；如何调和天主教的势力安抚爱尔兰人；如何给英国的天主教更多的自由而不会为教皇的言论开路；如何在英国的国教和清教之间达成妥协。在一些透彻研究当时政治形势的历史学家看来，培根的计划“如果能够得以实行，足可以阻止后来半个世纪所发生的那些罪恶。”但是詹姆士认为这些建议和当时的公众舆论相去甚远，并不想采纳它们。1603年，詹姆士授予三百人名誉骑士的身份，培根的名字也在其中。现在，弗朗西斯先生只有继续等待。
然而，培根在律师方面的才能也让他逐渐富裕起来。到1607年，他的财富约有24155英镑。他居住在哥汉布里（Gorhambury）的豪华大宅中，有高薪挑选来的仆人服侍着，还有托马斯·赫布斯（Thomas Hobbes）那样机警的秘书。现在，他尽情享受着美丽和舒适。他从事园艺来陶冶身心，还在花园中间建起了一个精致昂贵的书房，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居所。他像王公一样生活，像哲学家一样写作。在他看来：理性倡导者并不注定要身无分文，就像所罗门（Solomon） 注定要成为国王。
培根也不是一直失意。1607年，詹姆士终于承认了培根的才华，让他担任了副检察长；1613年，又升任首席检察长；1616年，培根成为枢密院的院士；1617年担任掌玺大臣；1618年，出任大法官；这些新的荣誉使得培根的权力大大加强：1618年，他成为首位威由南（Verulam）男爵，1621年1月，又成为圣·奥班（St. Albans）子爵。当詹姆士前往苏格兰时，就托付这位大法官来治理英格兰。培根“常常威严的向大臣们演说”，他还是居住在哥汉布里（Gorhambury）的豪宅中，“仿佛朝廷不在白厦宫或者圣詹姆士宫，而就在他这儿。”
培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赢得荣誉。在他不断追逐职位的过程中，有时也会牺牲自己的原则。作为首席大法官，他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法官们在判决时依循国王的意愿。作为掌玺大臣，他辩护和保护了那些剥削的垄断者。作为法官，他接受了那些被传唤的人送上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松弛的社会风气所致：政府官员的薪酬很低，所以也希望从受他们帮助的人那儿接受一些“礼物”作为补偿。詹姆士曾坦白的说：“如果我… 惩罚所有收受贿赂的人，那我很快就会没什么子民了。”而且，詹姆士本人也收受了很多贿赂。
1621年1月，国会议员聚集在一起，愤怒的反抗国王的统治。培根作为国王的最高顾问，也受到了人们的强烈抨击，指责他使自己的独霸地位合法化。如果人们现在还不能罢黜国王，也要开始控诉他的大臣。到了2月，国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组成了审判法庭。3月，这个委员会报告发现了很多违法的情况，尤其是大法官的一些行为，他被指控犯有23项特别的贪污罪。培根向国王求救，断言说“现在这些人打击大法官的人，很快就会打击王权。”詹姆士却劝他承认这些控罪，想以他作为一个杀鸡骇猴的先例，遏制官员们进一步的贪污行为。4月22日，培根上书给贵族议员，他承认自已和其他法官一样，都有收受贿赂的行为。但他也否认了这对他的裁决产生了影响——事实上，在一些案件中，他对送礼者作了不利的判决。
贵族院对他的惩处是：4万英镑的罚款；依国王的意愿监禁于伦敦塔；永远不能在国家中担任公职；不能参与国会的会议，也不能进入司法界。5月31日，培根被关进伦敦塔，但4天后国王就下令释放他。同时国王也免除了对他的巨额罚金。这位受到惩罚的大法官退隐到哥汉布里，过着简单的生活。第一位为培根作传的作家雷利（Rawley），在培根留下的遗作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我是英国15年来最公正的法官，但这也是国会在200年来作出的最公正的责难。”
这些弹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有效地减少了官员的腐败行为，同时还建立了国王的大臣向国会负责的制度。在弗朗西斯·培根从政期间，他一直是观念上的自由主义者和行动上的反对主义者。现在培根告别了政坛，回到对科学和哲学的追求中，他主张将智者聚集在一起，并在他优美杰出的散文中宣扬了理性革命的到来。
伟大的革新
对于培根而言，哲学如果不是他的秘密嗜好或者最快乐的天性，也是他一直以来逃避俗务的避难所。1605年，他已经出版了《学问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这本书对他而言只是提出了一些意见而不是真正的实行。1609年，培根写信给伊利（Ely）的主教说：“如果上帝给我一些时间，我会撰写一本公正和完善的哲学著作。……” 1610年，在给艾萨卡·卡萨邦（Isaac Casaubon）的信中又提到：“我所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合理和实际的思考将人类的生活带到更高的境界。”
在那些担任官职的烦恼岁月中，他曾经设想了一个革新的科学和哲学的宏大计划，那也是在富足生活中的草率假定。在离职前的7个月中，他公布了一个全欧洲的拉丁文工作计划，大胆的命名为“伟大的革新”。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仿佛一只船，张满了风帆，准备穿越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进入大西洋。在石柱之上，刻着一句古代箴言：请勿越过！（Ne plus ultra）现在培根改写了这句箴言：很多人穿越此地，知识因此增加。（Multi pertransibunt,et augebitur slientia）
培根发现，“很多科学的工作都只是原地打转，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他总结说 ：“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在一个更好的计划下重新处理所有事务，在更合适的基础上，全面重建科学、艺术和所有人类知识。”
他向詹姆士一世报告了整个计划，并致歉说：“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占用了很多工作时间，”但是希望这个计划最后能够“纪念您的伟大的名字和这个光荣的时代。”这个愿望果然得到实现。詹姆士是一个善良和博学的人，如果能够说服他在财政上支持这个计划，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呢？
当年，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1268年向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呈送了他的著作《大作品》（Opus majus），希望得到教皇的帮助，传播自己的观点。现在，这个和他同名字的人也向君主提出了类似的申请，希望以“皇家工作”的形式组织科学研究，统一哲学，以实现人类的物质和道德利益。他向詹姆士提起了以前的一些“哲学王”——诺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东尼奈斯·皮尔斯（Antoninus Pius）、马卡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他们曾为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个世纪的良好统治（公元前96年—180年）
在一份上呈国王的计划书中（Distributio operis），培根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首先，他想对现存的和将出现的科学进行新的分类，对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的问题进行区分。这一工作他在《学术的发展》一书中已经实现了，书中的成果在1622年的《知识的成长》（De Augmentis Scientiarum）中被加以翻译和进一步扩充，以便在国外读者中流传。第二，他将对当时的逻辑学进行检验，找出其中的缺陷，并尝试找到“对人类理性更完善的利用”，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Organon）等逻辑论著中推演的理论。这一计划，培根1620年在他的《新工具论》中完成了。第三，他想完成一部关于宇宙现象的“自然史”——包括天文、物理、生物。第四，他想用他的新方法，在“知识的阶梯”中展示科学研究的范例。第五，作为先行者，他对一切事物的描述都必须是自己亲自发现的。第六，他指出哲学和科学一样，将被发现和证实。“然而，这最后部分的完成……是我的力量和希望不能企及的了。”对于我们这些依然在知识和专业的海洋中挣扎的人而言，培根的计划虽然恢宏，但也很空洞。但知识不是这样广阔和细微的，某一部分的辉煌可能使我们原谅了对整体的臆断。当他告诉塞西尔（Cecil），“我把所有的知识都纳入了自己的领域中，”他并不是说他可以在细节上掌握所有知识，而是像“从一块岩石出发”，以一种协调和促进的全局观进行科学研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说培根“写哲学作品时像一个大法官”。是的，而且他制作这些计划时就像一个将军。
在我们阅读《学问的进步》时，可以感受到培根思想的睿智和广阔。他以非常谦逊的态度提出他的思想，认为它们“并不比……音乐家在校准乐器时发出的噪声好多少”。他呼唤多样性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动物园、科学博物馆和工业界， 给教师和研究人员更多的工资，给科学实验提供充足的财政基金。使欧洲各大学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合作和劳动分工。在对科学崇敬上，他没有失掉在正确的眼光。 他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教育应该普遍和自由，并对科学方法的改善有明智的判断。他的很多需求都以科学方法加以处理
——要求更好的医疗记录；利用预防医药的发展延长人类的寿命；对“精神现象”进行更好的研究。
《大更新》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大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倡归纳的方法，也进行过偶尔的实践，但是他的逻辑学中最主要的部分还是演绎法，其理想的模式是三段论。培根感到旧的《工具论》过于强调理论思想而不是实践观测，使得科学停滞不前。而他的《新工具论》提出了新的科学系统和方法：通过经验和试验对自然进行归纳性研究。虽然这本书并不完整，而且有很多不完美之处，但它仍然成为英国哲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这本书也是理性时代的第一声清晰的呼唤。
这本书是以拉丁文写出的，但是其精炼流畅的文笔使得很多内容都成为了光彩的警句。书中的第一部分就概括了综合的哲学，宣告了归纳法革命的开始，也预言了工业革命的到来。给后来的学者霍布斯（Hobbes） ,洛克（Locke）,和米勒（John Stuart Mill）以极大的影响力：
“人类作为自然的仆役和阐释者，所能做和所能理解的的可以很无限，也其实很有限，正如他在思想中或者事实上对自然过程的观察，但是超过此外，他既不能知晓任何事，也不能做任何事。……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如果不知道自然过程，改造自然就不能产生效果。对于自然的一切命令，我们都应该遵从。”
正如17年后，笛卡尔(Descartes)在他的《方法论》中，以对一切事物的怀疑开始了他的哲学研究。培根在也这儿要求以“智力的修正”作为大革新的第一步：
“我们所拥有的人类知识只是一个混杂和难以消化的整体，其中有太多的轻信和巧合，而且我们最早接受的都是一些很不成熟的观念。”
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尽可能清除我们思想中的预见、偏见、假定和各种理论。甚至抛弃所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摈除所有思想中的“偶像”，以及一些虚妄的幻想。还有那些天生的个人判断的嗜好或者传统信仰和集体教条。 消除那些关于思想欲望的逻辑诡计，以及关于模糊思想的荒谬语言。我们应该把哲学中那些恢宏的演绎系统置之身后，因为他们只是想从少数的定理和原则中推演出上千种永恒。
科学的发展不是变魔术，它的每一项新成果都来自于观察和实践。不是随意的观察，也不是简单的列举数字，而是通过实验寻找经验方法。对于那些忽略真正科学方法的行为，培根毫不掩饰他的藐视。他这样描述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通过假设，真实的经验方法最先点亮了真理的烛光，蜡烛的光亮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以适当的经验程序作为开始，……从推演出的公理（“第一果实”暂时的结论）通过已建立的公理，进行新的试验……以实验本身作为判断。”
但是，培根对假设很谨慎；因为假设常常是根据传统、偏见或欲望来进行建议的。他不信任一些程序，因为其中的假设是有意或无意的选自特定的经验资料，这可能会掩饰或忽略一些例子，甚至与相反。
在培根看来，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将科学方法运用于灵活的分析，和对人类性格的重塑中。他呼吁对直觉和情感的研究，因为这和人类思想的关系就像风与海洋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缺点不仅仅存在于对知识的追求中，也存在与知识的传递中。如果我们重视对那些天资聪颖者的教育，给他们充分的回报和荣耀，就可以在启蒙教育中实现对人类的重塑。培根赞美耶稣会士都是教育家。这位自信的大法官断言：我敢打赌，在艺术与天性的竞赛中，艺术将会取得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