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纳爵·罗耀拉
1491年，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出生在古普斯克亚（Guipuzcoa）巴斯克（Basque）省的罗耀拉城堡。他从小被当作一名军人加以培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宗教的兴趣。他所阅读的书籍也都是一些骑士的浪漫故事。后来他爱上了西班牙的新皇后杰曼尼（Germaine de Foix），把她当成自己梦中情人，并希望通过比武的胜利从她的手中赢得一块手绢。
在自传中，他承认自己曾经一度沉醉于这不太高尚的爱慕之情，以此作为军人生活的慰藉。当法国人攻击庞普洛纳（Pamplona）时，伊纳爵·罗耀拉积极参加了保卫战。他的右腿在战斗中严重受伤，而不成功的外科手术使得他的这只腿瘸了。在家中休养的漫长时光中，他希望阅读书籍，但是城堡中只有《基督的生活》（Life of Christ）和记载圣人事迹的《圣贤花絮 》（Flossanctorum）。受到这些书的鼓舞，这位士兵决定效仿先哲们的英勇。等他的腿伤愈合之后，他将带领一支基督教的军队反击伊斯兰教的势力。 他和圣道明（St.Dominic） 神父一样，有强烈的西班牙式信仰，认为宗教不是平静的祈祷，而是在圣战中的全心奉献。
他在书中了解到。圣杯（Holy Grail）曾经被藏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省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的一个城堡中。在那儿，有一个著名的浪漫历史故事，说阿马迪斯（Amadis）曾在圣母的的塑像前整夜守候，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作准备。当伊纳爵·罗耀拉病愈，可以独自远行时。他骑着一头驴子，出发前往遥远的圣地。在到达蒙特塞拉特后，他用了三天时间忏悔和祈祷，以洗涤自己的灵魂。他把自己值钱的衣物都送给了乞丐，只穿了一身粗布的朝圣长袍。
据说，在1522年3月24日到25日的晚上，伊纳爵·罗耀拉独自呆在本笃派的修道院中，在圣母的祭坛前膜拜，并发誓永怀仁慈，永守清贫。第二天早上，他在修道院中领了圣餐，把自己的驴子送给僧侣们，然后拖着瘸腿，徒步向耶路撒冷出发。
4月，他从巴塞罗那的港口乘船前进。途中在罗马停留了两个星期，那儿的异教精神一度动摇了他的朝圣之心，但他还是及时的离开了。7月14日，他从威尼斯乘船前往雅法（Jaffa），在到达巴勒斯坦之前，还遭受了很多磨难。但是他关于圣人的幻想一直支撑着他。其实，耶路撒冷本身还处于灾难中：土耳其人控制着整个城市，允许基督教徒参观，但是禁止任何宣传皈依基督教的行为。当伊纳爵·罗耀拉在耶路撒冷活动，建议穆斯林们改变信仰时，那些被教皇谕令维持和平的方济修会（Franciscan）的人士，却出面责令这位圣人返回欧洲。1524年3月，他回到了巴塞罗那。
现在的伊纳爵·罗耀拉可能会感到，他自己虽然是身体的主人，但是也是信仰的奴隶。他决定以教育来磨砺自己的心智。他已经33岁了，但他还是和小孩们一起学习拉丁文。而且他宣传教导人的能力显然比他的学习意志更强，不久，他就以学者的身份向一群虔诚而迷人的妇女们讲道。但是这些女人的丈夫们却指责他是一个破坏者，还粗鲁的殴打了他。
在对西班牙感到失望后，伊纳爵·罗耀拉动身前往巴黎。仍然是徒步前进，一副朝圣的打扮，但现在还赶着一头驮着书的驴子。在巴黎，他住在平民院，并在街上沿街乞讨食物和学费。后来他进入了蒙太古（Montaigu）学院，在那儿，他面黄肌瘦，须发零乱，衣衫破旧，周围的人都对他很冷淡。但是他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自己的学习中，为实现目标而努力。他逐渐赢得了周围的同学的尊敬，人们把他视为圣人。在他的领导下，学生们开始开始祈祷、沉思和苦修。1529年，他转学到圣巴比（Ste.Barbe）学院，在那儿，他很快聚集了一批信徒。他的两个室友在不同的方面相信他的神圣。彼得·费伯（Peter Faber）曾经很恐惧迷信和现实，并受到过严重伤害。现在在伊纳爵·罗耀拉的影响下，他发誓要永远保持纯洁。另一位室友，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来自旁普罗纳（Pamplona），伊纳爵·罗耀拉年轻时曾在那儿当过兵。弗朗西斯的家世显赫，他英俊、富有、骄傲，也是一个熟悉巴黎所有酒店和酒吧女的浪荡子弟。他在学习方面也很聪明，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一次，他正在宣讲他扬名立万的野心时，伊纳爵却向他引述了《福音》中的话：“如果一个人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他的灵魂，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给弗朗西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加入了伊纳爵·罗耀拉和费伯的行列，努力磨练自己的精神意志。
他们鞭挞自己的身体，斋戒，穿着单薄的衣衫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为了磨练身体，他们还光着脚，几乎赤裸的站在雪地里。伊纳爵·罗耀拉将这些训练和古老的本笃会的模式结合起来。并在其中倾注了热烈的感情和想象，这也使得他的书对现代世界产生推动作用。
在巴黎，有九位学生愿意接受这种终身献身的召唤。伊纳爵·罗耀拉建议，他们应该在一定的时间一起前往巴基斯坦，并在那儿尽量像基督一样生活。1534年8月15日，伊纳爵·罗耀拉、费伯和弗朗西斯以及其他7个人，在蒙特马特（Montmartre）的一个小教堂发誓要坚守清贫和仁慈。并保证经过两年的进一步修行，然后到圣地去居住。1536年到1537年冬天，他们徒步穿越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一路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希望在那儿找到通往雅发的道路。但是当时的威尼斯正在和土耳其交战。战乱阻止了他们的旅行。伊纳爵·罗耀拉和他的信徒们商议，决定等待一年，如果到时候巴基斯坦仍然不能通行，他们就一心一意为教皇服务，完成教皇指派的工作。费伯还为此被任命为牧师。1537年秋天，伊纳爵、费伯和莱纳兹（Laynez）从威尼斯出发前往罗马。希望教皇能够批准他们的计划。他们一路步行，沿途乞讨食物，仅靠面包和水维生。但是他们一路愉快的高歌，似乎知道他们的小队伍将会很快发展成为光辉有力的大组织。
在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热情接待了他们，但也劝阻他们不要前往巴基斯坦。于是这些虔诚的教徒结成一个耶稣会组织，以战士的名义献身宗教，投入到与异教徒和其他分散教会势力的长期战争中。当这个组织开始接纳新的成员，它也同时需要对自己的宗旨和规章作出界定。会员们在宣誓坚守清贫和仁慈的同时，也保证要服从组织。他们选出了一个修道会长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并且规定对会长的服从仅次于教皇。耶稣会的第四条誓言就是要“将罗马教廷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并且“对于教皇和其继任者分配的传播信仰、有益灵魂的任务，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1539年，伊纳爵·罗耀拉请求孔塔里尼（Contarini）红衣主教将这些组织条文上呈给教皇保罗三世。教皇顶住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于1540年9月27日颁布谕令，正式承认耶稣会的建立。
1541年4月17日，伊纳爵·罗耀拉被选举为耶稣会的会长，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承担着会中刷洗盘子的任务，并很尽职于这份谦卑的工作。1547年到1552年间，他起草了耶稣会的规章，后来经过较小的改动后，成为了今天耶稣会的戒律。他在自己狭小、简陋的房间中，用严格的权威和卓越的技巧指挥着他的部下。耶稣会的活动遍及欧洲的每个地区，以及地球上很多其他的地方。现在，伊纳爵·罗耀拉要统治这个日益庞大的会团，还建立和管理了两个学院和几个慈善机构。但他已经年迈，脾气也越来越坏，这些责任让他有些难以负担。他依然仁慈的对待弱小，但是对周围的同伴却越来越粗暴。他对自己也一直很严厉，很多时候，他一餐只吃一把果仁、一片面包和一杯水。当他1556年去世时，很多罗马人都感到一股严酷的风停止了呼啸。他的一些追随者也在哀伤中感到一些解脱。人们还不会这么快的认识到，这位不屈不挠的西班牙人会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后来教会召开了一次大会，以平息神学论争，治愈自身创伤。一些耶稣会会员——以他们的渊博、忠诚、谨慎、机智和雄辩——得到教皇的信任，维护了受到挑战的权威，也保存了不应衰落的古代信仰。
特林特会议（1545年—63年）
早在在路德之前，就有很多种声音呼吁召开一次教会改革的会议。路德也曾请求教皇召开一次广泛自由的大会。查理五世为了解决新教问题也曾要求召开这样的大会，可能也是为了惩戒克莱门特七世。当时，这位焦虑的教皇在他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找出了上百种理由来推延会议的召开。其实，保罗三世也有克莱门特那样的忧虑，但他表现得更有勇气。
1536年，保罗三世下令将于1537年3月23日在曼图亚（Mantua）召开大会，并邀请新教徒参加。他认为所有会议的参加者都应该接受会议的决议。但是新教徒在会议中属于少数分子，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约束。路德建议新教徒们不参加会议，并且在斯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的新教徒会议上将教皇的邀请信原封不动的退还。经过几次协商和拖延，保罗终于决定于1542年12月13日在特林特召开这次大会。“第十九届全基督教会议”在特林特展了它的积极之旅。
4位红衣主教，4位大主教，20位主教和5位修道院的院长，一些修道士和神学家共同参与了会议。在以前的康斯坦茨和巴塞尔（Basel）的会议上，牧师、王公和一些俗人和高级教士一样都有表决权。但是，特林特会议只允许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有表决的权力，票数以个人名额来计算。因此意大利的主教——他们大多数人都受惠于教皇——占据了会议的大多数席位。在教皇的监督下，坐落在罗马的宗教圣会准备了很多将被进行讨论的问题。因为会议声称是在圣灵的指导下进行的，一位法国代表讽刺的说：“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通常是在邮差的袋子里，从罗马来到特林特的。
1546年5月，保罗派了两位耶稣会士，莱纳兹（Laynez）和萨蒙若（Salmeron）在神学理论和教皇权力方面帮助他的与会代表。后来，又加派了彼得·凯尼西斯（Peter Canisius）和克劳德（Claude Le Jay）。耶稣会士们无可匹敌的渊博学识使他们在论辩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对正统信仰的坚守也引导会议向改革的观念挑战，而不是寻求妥协或统一。显然，大多数人认为不对新教让步可以弥补教会的分裂。新教徒人数众多，教派林立，没有哪一种妥协可以让所有的新教徒都满意。而对传统教条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削弱整个教义的结构和天主教的稳定性。承认俗人也可以拥有教士的权利，将会使教士和教会的道德权威受到损害。这种权威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很重要的作用。神学理论显然是根植于信仰之上，如果它屈从于某些个别的推论和妄想，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因此，特林特大会的第四次会议（1546年4月）再次强调了尼西亚信条（Nicene Creed） 的每一项条款。认为教会的传统和圣经一样具有权威性，并且赋予教会解释和阐明圣经的独有权力。还指出杰罗姆（Jerome）的拉丁文版本《圣经》是严谨准确的翻译本。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被指定为正统神学理论的权威解释者。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也被供上圣坛，地位仅次于《圣经》和《教令集》。正是在特林特会议上，天主教奠定了自己永无错误的权威宗教地位，并且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形式对抗新教、理性主义，以及个人判断的挑战。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和知识阶级之间的“君子协定”也因此走向终结。
1551年10月，特林特会议召开第13次会议，再次肯定了“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 ：教士们在领取圣餐的面包和酒时，实际上它们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这样看来，似乎不必再听新教的意见了，但是查理却坚持这样做。符登堡（Württemberg）大公，萨克森选侯，还有一些德国南部城镇选出了自己的新教徒代表，梅兰克森（Melanchthon）为路德派的教义起草了宣言。准备提交给大会。1552年月24日，新教徒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表演说。他们指出，康斯坦茨会议和巴塞尔会议中通过的关于教皇应该服从于教会会议的条例，应该被再次强调；现在教会的成员应该从对教皇(目前是尤利乌斯三世)的誓言中解放出来；到目前为止，所有会议达成的协议都应该被取消，并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讨论；举行扩大的宗教会议，接纳更多的新教成员。但这些建议都被尤利乌斯三世禁止了，不允许代表们加以讨论。
在神学理论的热烈讨论中，军事上的矛盾斗争也在发展。1552年1月，法国国王与德国的新教徒签署了结盟协议。3月，萨克森选侯带领一支新教徒军队进攻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查理五世闻风而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选侯军队的进攻。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马上占领特林特，吞并整个宗教大会。在这样的情形下，主教们一个一个的消失了，4月28日，特林特会议被迫中止。通过8月2日签订的巴苏条约（Treaty of Passau）,德国的斐迪南德王向取得军事胜利的新教徒承认了他们宗教上的自由。现在，新教徒对宗教会议也没有进一步的兴趣了。
在经历了种种拖延后，特林特会议于1562年1月18日召开了第17次会议。依照斐迪南德的要求，每一位参加会议的新教徒代表都可以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但是没有一位新教徒前往。最后，会议通过的条文非但没有约束教皇，反而还扩大了教皇的权力。每一位主教都被要求宣誓完全效忠教皇。基本的原则定好了，会议很快解决了其它事务。教士禁止结婚，纳妾或同居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责罚。为了提高教士的道德和纪律，还实行了其它很多小的改革。宗教法庭的权力受到限制，为了改革教会的音乐和艺术，制定了很多条例。裸体的塑像要适当加以遮蔽，以免刺激人们的感官想象。炼狱、特赦和对圣人的祈祷都受到保护，还要加以新的界定。
会议坦白承认，教会中的一些滥权行为引发了路德叛乱。一道谕令这样说道：“在准予特赦的同时，教会也谕令所有罪恶的收益应该完全放弃，这是基督教民众中可悲的腐败之源”。教皇和皇帝都认为这次会议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1563年12月4日，特林特会议在疲惫代表们的欢呼中结束。此后，教会的主要政策固定了几个世纪。
这次天主教改革在主要目标上获得了成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国度里，人们继续撒谎偷盗，继续奸淫妇女、卖官鬻爵，继续杀戮和制造战争。但是教士的道德也确实得到提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狂热自由被驯化为端庄节制，以便和人类的虚伪相适应。
妓女，本来是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和威尼斯的主要产业，但是现在都悄悄隐蔽起来了。慈善业成为时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欢乐特质消退了，意大利的女人们也失去了宗教改革前的自由氛围了中所拥有的激情和魅力。一种刻意的道德在意大利造成了一个几乎完全纯洁的时代。修道院制度也被重新恢复。
教会的改革是真实的，也是持久的。虽然教皇的君主独裁制被认同，并用来对抗宗教会议所倡导的主教贵族统治。但我们应该看到，贵族统治是那个时侯的时代精神。除了德国，贵族统治已经相当普遍，国王们普遍大权旁落。可能教皇在道德上比主教有优势。宗教改革也需要纪律的配合，在一个集中的权力下比在分散的权威中能更好实现这一点。教皇结束了教会中的裙带关系，也遏制了宗教法庭中耗费资财的拖延和臭名昭著的贪污。
依照一些异教学者的看法，天主教的管理也成为了正直和效率的典范。1547年，天主教开始推行“黑暗的忏悔室”，到1614年，这已经成为一项规定的制度。教士们不再有机会被一些美丽的忏悔者所诱惑。贩卖特赦令的小贩也消失了。现在的天主教不会继续在新教和自由思想面前节节退缩，教会重新取得了年轻人的信任，也重新获得了人们对教会权力的效忠。
耶稣会的精神——自信、积极、纪律和活力——已经变成了整个教会的战斗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