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到达那儿时是1534年1月13日，他发现这座城市已经被主教弗朗茨·冯·沃尔德克(Franz von Waldeck)带领的天主教军队包围了。他马上加入了坚决的反抗斗争。到4月5日，天主教军队被赶出了城市。约翰也在安全事务委员会中取得了行政事务领导权。新的选举再次举行，再洗派教徒控制了委员会，并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战时经济制度。在宗教信仰的激励和约翰雄辩口才的鼓舞下，市民们接受了“社会主义神权政治”，希望能够再现《启示录》中新耶路撒冷。
约翰和他的助手穿着华丽的长袍，让那些富有的流亡者跟在他们身后，这也许是为了给他们还不稳定的统治增加一些权威。一些怀有敌意的目击者说：他们颁布法令，宣布“一切财产都要共有”，但是显然没有人愿意接受它。3位执事被指派专门负责供应穷人们的需求。为了实现这种救济，很多富人被规劝或强迫放弃自己的财产。城中可以耕种的土地都按面积大小，分配给了每个家社。一项官方命令中还强调了丈夫支配妻子的传统。
公共道德被严格的法令规束着。跳舞、竞赛和宗教戏剧都是被鼓励的，但必须在官方的监管下进行。但是酗酒和赌博是被严格禁止的。娼妓也是被禁止的，通奸和不贞被认为是重罪。由于男人都纷纷出逃，导致女人大大过剩。这使领导们不得不发布命令，依据圣经的先例，未婚的女子可以成为“妻子的伴侣”——实际上，就是允许妾的合法存在。约翰自己就有不少妾。
在德国和荷兰，虽然有很多再洗派教徒指责他们的穆斯特尔兄弟使用武力。但是更多的人却为这些革命喝彩叫好。在科隆、特里尔（Trier）、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莱登，很多再洗教徒默默祈祷革命的成功。3月28日，为了响应穆斯特尔的反抗，一个再洗派教徒集团占领了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的一座修道院。面对革命的快速扩展，帝国、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保守势力纷纷开始镇压各地的再洗教派。路德曾在1528年建议对这种新的异端加以宽容，但是到了1530年，他也提出再洗教派是“渎神者”和“暴乱者”，应该采取“武力镇压”。很多城市都以金钱和人力援助主教冯·沃尔德克领导的军队。1535年4月4日的沃尔姆斯会议，命令在全德国征税以支持对穆斯特尔出的攻击。现在，主教的军队已经有能力包围穆斯特尔城，并很快切断城市补给。
面对食物的缺乏和道德的腐败，约翰国王宣布所有人都可以自愿离开这座城市。很多妇女和小孩，还有一些男人都利用这一机会迅速离开。但是这些男人却在出城后很快被主教的士兵监禁和杀害。妇女们都被饶恕，但是必须担承各种服务工作 。也有一位逃出城来的男人保住了性命，因为他答应给这些包围者指引城墙上一个没有防卫的薄弱之处。在他的指引下，6月24日，一支雇佣步兵攀上了城墙，打开了城门。很快，几只队伍就一起涌进了城门。而城内的士兵由于长期饥饿几乎难以抵抗，大约只有800士兵还有作战能力，他们在市场筑起栅栏，进行防御。不久以后，这些士兵得到保证可以安全离开穆斯特尔，于是纷纷投降。
但是当他们全部放下武器后，却遭到了集体屠杀。所有的房屋都被彻底搜查，最后找出的400个幸存者，也被全部杀害。莱登的约翰和他的两个助手被绑到了火刑柱上，烧红的钳子撕裂了他们身上的每一寸肌肤，直到“所有站在广场上的围观者都被那种恶臭熏得恶心不已。”最后，匕首插入了他们的心脏。
主教又夺回了他的城市，并且扩大了他的权力影响。此后，城市政府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从于主教的否决权。天主教成功地恢复了旧有的统治。整个帝国的再洗派教徒们都恐惧不已，纷纷指责那些使用武力的人的罪过。然而，教派中的很多和平主义者也被处以死刑。路德和米朗克孙（Melanchthon）甚至建议赫斯的菲利浦伯爵把所有该教派的相关人士都处死。再洗派教徒们吸收了教训，把共产主义延迟了1000年，然后谨遵节制纯朴的原则，过着虔诚平静的生活，一直忍受着国家的统治。一位由天主教士转而新奉再洗教派的信徒门诺·西门（Menno Simons），给他在荷兰和德国的信徒们一些技巧性的指导，使这些“门诺派教徒”在各种艰难困苦中生存下来，并且在荷兰、俄罗斯和美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农业社区。在欧洲的再洗派教徒和英国的教友派教徒，以及美国的浸信会教友之间并没有承袭关系，但是教友派拒绝战争和誓言，浸信会坚持成人后的洗礼，这可能是继承了瑞士、德国、荷兰的再洗派教徒的传统教条和行为。1719年，再洗教派的一支从德国迁入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并在日尔曼敦Germantown）附近定居。在宾夕法尼亚东部，亚门（Amish）的门诺派教徒（这一名字来源于17世纪的一位领袖雅各布·亚门（Jakob Amen））仍然公开反对使用剃须刀、纽扣、铁路、汽车、电影、报纸和拖拉机，但是他们的农场却是全美国最富裕的地方。再洗派教徒的神学理论是一种倡导艰难、贫穷和困苦的哲学，这和我们的传统哲学似乎不相符，但是他们却以真诚奉献和友爱丰富了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救赎了我们丑陋的人性。
宗教革命的胜利（1525—55年）
宗教改革在德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皇帝查理五世，教皇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克莱门特七世纠缠于对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权的竞争。现在，德国的王公贵胄都认为每年捐给罗马的贡金应该留在国内做更好的用途。当意大利和法国忙于战争，德国也不再供应教堂的花费所需，选侯们都纷纷表示服从君权。
当战争和神学理论将欧洲弄得四分五裂，伊拉斯谟以惊讶和悲伤的心情目睹着这一切。他对路德早期的反叛表示支持，但是当路德的理论作为支持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威胁到了天主教会，伊拉斯谟却远远的站开了。他意识到自己为路德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愚行的礼赞》在整个欧洲广泛流传，书中嘲弄了僧侣和神学家，他的精彩文笔大大启发了路德，使路德那些锋芒稍逊的抨击论说有了更尖刻凌厉的力量。
当一些天主教徒指责伊拉斯谟，说路德孵出的正是他下的蛋，伊拉斯谟回答说：“不错，但是我下的这个蛋是一只母鸡，路德却孵出了一只斗鸡。”伊拉斯谟一直很担心天主教分裂成敌对的阵营，因为这将会使欧洲倒退一个世纪（德国在未来的世纪中就会如此）
1519年3月18日，当路德写信给伊拉斯谟，希望得到他的友谊和支持，伊拉斯谟却警告路德不要肆意挑起纷争。与此同时，他也写信给弗雷德里克选侯 ，希望为路德提供保护。像很多贫穷的学者那样，伊拉斯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教皇养老金和在英国的清闲职位。所以，他也一直保持了沉默和低调。
无论如何，德国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统治，不再是以往的日耳曼公国，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历史进步。1546年，路德在经历了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后去世，享年63岁。但路德的信仰被梅兰希顿（ Melanchthon）继续发扬光大。这些言论受到了德国各地方诸侯的保护。当时，信仰天主教的查理皇帝因为年复一年的战争、日益增长的焦虑，以及老年疾病的折磨，已经无力控制整个德国。代表新教势力地方诸侯的乘机渐渐坐大。1555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上，查理五世屈服于众多诸侯势力的强烈要求，承认他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规定各诸侯辖区的人民必须接受该地区的宗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能再以宗教宽容为借口挑起争端。新教革命者在改革初期曾提出：个人判断是信仰的基础。现在，他们摒弃了这一说法，认为这种说法导致了信仰的纷争，也威胁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但是，该政策也同意各地有宗教异议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前往自己最适合的宗教区域。
民众可以超越国家界限的藩篱，到瑞士定居。并在苏黎世的茨温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之间自由抉择。人们甚至还可以飘洋过海，到苏格兰去信仰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领导的加尔文主义，或者信仰亨利八世领导的英国国家天主教。
但其实，只有在德国少数人文主义者的秘密异教信仰中，在一些意大利和英国的怀疑论者身上，才存在着教条专制下的自由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