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姆斯会议（1521年）
利奥现在开始向寻求世俗权力的帮助以应付教会面临的挑战。他请求查理五世，这位19岁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首脑（1519年）的皇帝召开一次会议，要求所德国的王公和教士都参加，以审判路德的行为，并加以公布。因为路德不仅仅是对天主教会的巨大威胁，也是对整个欧洲社会秩序的威胁。
现在教皇面临的形势是：德国王公和年轻的皇帝卷入了一些基本的政府和历史问题中：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保持其统治的心理因素，而心理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经济条件和政治权力？是否一个统治者的权威和效率需要依赖宗教的帮助，以保持社会秩序、公众服从和政府特权？政府权力的取得和保持是否要控制宗教机构和贡金？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无疑是一个赌注。那些保护路德，反对天主教会的德国王公，赌的是以自己的能力去组织和利用人们独立于罗马教皇的宗教信仰。而利奥赌的是那些心怀不满的德国统治者不敢利用这次机会，去废除教皇控制德国教会、收取贡金的权力。
当然，这对路德更是一次生与死的赌注。他已经向欧洲最有权力的机构提出了挑战——虽然的教会的心理武器已经薄弱，但是西欧文明中还有很强的宗教基础。路德攻击了天主教会的各个方面，现在除了几个权力并不稳固的德国王公，已经没有谁能保护他了。
只有一般民众还以积极的热情支持着他。一个教皇的的使节这样报道：
“整个德国的人民都武装起来反对罗马，整个世界都在为即将在德国举行的会议而议论纷纷，教皇的谕令受到了嘲弄，无数的民众已经不愿意接受忏悔和圣礼。……马丁·路德的头上已经被描上了神圣的光环。人们亲吻着他的肖像画，这样的画像已经脱销，我甚至很难买到一张。……我现在不敢上街，因为德国人都将手按在剑柄，咬牙切齿的瞪着我。我希望教皇能够赐给我一张绝对的赦罪状，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幸，请教皇能够照顾我的兄弟姐妹。”
沃尔姆斯的会议于1521年1月27日召开，参加者有德国贵族和教士的领导，自由市民的代表，皇帝和教皇的使臣。查理也给路德送去一分邀请函，请他前来关注形势的变化。并为他提供了往来维滕贝格和沃尔姆斯间的安全通行权。还告诉路德：“不用担心任何暴力或干扰。”但路德的朋友还是建议他不要前往，并提醒他当年胡斯在康斯坦茨所遭受的命运。但路德还以毅然前往，他说：“虽然沃尔姆斯的魔鬼多如房顶上的瓦片，我还是要去！”沃尔姆的大街上挤满了人群，都想一睹这位著名英雄的风采。在他的马车周围聚集了约2000人，甚至皇帝都被挤到了房檐下。
4月17日，路德穿着教士服出现在皇帝主持的大会上。他面前的桌子上堆放着他的作品，他被问到是否愿意放弃作品中的异教思想。他沉思了片刻，几乎失去了辩护的勇气，于是他要求给他一段时间思考。查理皇帝同意给他一天的时间。4月18日，他再次走进会议，面对一切，路德冷静的表示：他只愿意收回作品中任何与《圣经》不符内容。特里尔（Trier）大主教的代表，埃克(Johann Eck)用拉丁文向路德发起挑战：
“马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你的辩词也是异端的说法。你只是重复了威克利夫和胡斯的错误，……你凭什么认为你是唯一理解《圣经》真谛的人？你将你的判断加于这么多人的身上，还声称你比他们懂得更多吗？你没有权利怀疑这些最神圣的正统思想，那是由完美的立法者基督所创制，并由使徒传播到世界各地。它由殉道者的鲜红血液做印记，由神圣的会议确立，并由教会加以阐释。……这都是教皇和皇帝禁止加以讨论的，而且这样的讨论也会无休无止。我问你：马丁，请坦率和直接的告诉我，你到底愿不愿意收回你书中的错误？”
路德以德语做了他历史性的回答：
“既然阁下和陛下都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也不打算做太详细的答复。……除非《圣经》中的十诫判我有罪，或者有其他显著的理由（我不会接受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知都出自于上帝的命令，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观点。因为违背我的良知，既不正确也不安全。上帝将帮助我。阿门！ ”
埃克反驳说：教会的经典教条中没有任何可以被证明的错误。路德回答说：我就是准备来指正错误的。但是皇帝马上不由分说的插话：“够了！既然他抵制会议，我们也不用听他多说！”路德于是转身回到了寓所。
4月19，在花了两天时间等待路德的忏悔后，查理召来一些重要的王公在他的房间开会，并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的宣言：
“一个教士要对抗千年以来的基督教传统，肯定是错误的事。……我不会在为路德做什么事情了，他可以凭他的安全通行证返回，但是不能再传道或制造任何骚乱。我将把他作为声名狼藉的异教徒继续加以反对，我也希望你们向我保证的那样反对路德。”
四位选侯同意了。但是萨克森的弗雷德里克和巴拉丁奈特(Palatinate)的路德维格（Ludwig）却不愿意。4月26日，路德启程返回维滕贝格，利奥十世特别下令要尊重安全通行证。但路德的安全通行证在5月6日期满，弗雷德里克 （Frederick）选侯很担心此后帝国的警察还是会逮捕路德。于是，在得到路德的同意后，将他送到了瓦特贝格（Wartburg）的一个城堡中。那个城堡是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位于据埃森纳赫（Eisenach）一英里的高山之巅。其实，查理皇帝并没有派人逮捕路德。1522年2月19日，路德又返回了维滕贝格大学，在那儿，他继续阐释自己神学理论，这些思想后来一直是世界各地路德教派的信仰精髓。但与此同时，路德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既有分歧又有联系的革命，这和他自己的本性很相似。
社会反抗（1522年—1536年）
农民战争
路德反叛罗马教皇的表面胜利鼓励了僧侣和教士们的反抗斗争。他们不满独身和清贫的教规，也不愿意屈服于外国权威的统治。德国农民的艰难生活曾经激起12个乡村的农民起义，这样的反抗之念一直存留在农民心中，而且愈演愈烈。现在路德公然挑战教会，指责王公，破坏宗教规训和各种令人敬畏的限制，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教士，也宣告了基督教信徒们的自由。《新约》的广泛流行不仅是对政治的打击，也是对宗教权威的打击：它体现了教士的世俗化，使徒的共产主义，和基督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这些方面，《新约》成为了当时一些激进分子真正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1521年，由约翰内斯·埃柏林（Johannes Eberlin）创作的小册子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男性享有普遍的选举权；每一位统治者和官员都应该服从全民选出的议会 ；废除资本家的机构；恢复中世纪面包、酒类的固定价格。使所有小孩接受教育，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天文学和医学。
1522年，年另一本名为《日耳曼民族需要什么》的小册子出版，书中要求废除“所有通行税、关税、护照和罚金”；限制商业机构，使其资本不超过1万基尔德(gulden)；将教士逐出政府机构；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并将其分配给所需的穷人。传教士将清教徒的福音和乌托邦的渴望混在了一起。有人宣称：天堂之门向农民敞开，对贵族和教士关闭；又有人建议农民不应该向教士和僧侣交纳款项。闵采尔（Münzer）、卡尔斯塔特（Carlstadt）和胡布迈尔（Hubmaier）向他们的听众呼吁：“农夫、矿工和打谷者，其实比那些村庄的教士、修道院院长……或神圣的博士更了解福音，并能够更好的传播福音。”卡尔特斯塔还补充说：“甚至比路德还好”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的一生正好处于这样的高潮时刻。他邀请王公贵族来领导人们的共产革命，以反抗教士和资本家。当王公贵族们并没有响应这个机会，闵采尔就号召民众也把他们推翻，“建立一个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他写道，“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应该根据然们的需求进行分配。……所有的王侯、伯爵或男爵在被真诚的告知这个真理后，如果不愿意接受，就应该将他们杀死或绞死。”闵采尔将农民和工人组织成军队，并在一个修道院中得到了重炮。现在他高声下令他的队伍：“前进！火焰在熊熊燃烧，让你们的刀剑上沾满温暖的鲜血吧！”1524年8月24日，汉斯·穆勒（Hans Müller）依照闵采尔的建议，将他的家乡斯图林根（Stühlingen）的农民组织起来，结成了一个“福音兄弟”（Evangelical Brotherhood）的团体，发誓要解放整个德国的农民兄弟。到1524年底，德国南部约有3万农民武装起来，拒绝交付国家税收、教会的什一税和封建利税。他们发誓说：不自由，毋宁死。1525年3月，一些农民代表在在梅林根（Menningen）定下了“十二条款”（Twelve Article），这使得革命的烈火燃烧了半个德国。
“愿那些基督读者们平安。从基督那儿得到上帝的恩宠。……直到现在，一些人还习惯把我们农民当作他们的私人财产，这是非常可怜的。看看吧，基督当年曾以自己的鲜血救赎我们，并为我们带来了珍贵的庇护。……对于我们所选择和所任命的统治者（也是由上帝所任命的），我们很愿意在所有适当事务和基督教事务方面听从他们的命令。毫无疑问，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会很高兴解除我们的农奴身份，或者在福音中表示：我们是农奴……
我们有沉重的伤痛，因为劳役还在一天天的增加……
我们受到了侵害，因为一些人把公共的土地划归为他们的私人草地，这些公共地域应该属于社区……
如果这儿提到的一条或更多的意见……能够被《圣经》证明是不恰当的，并对我们的加以解释。我们也愿意收回它。……”
因为受到路德半革命宣言的鼓励，一些农民领袖还给他送去了“十二条款”的宣传册子，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路德回赠了1525年4月印制的一本小册子《和平警言》（Ermabnung zum Frieden）作为答复。他很称赞农民们提出的对《圣经》真理的服从。路德注意到现在有一些言论指责他的演讲和著作激起了革命。他拒绝为此负责，并将之归诸于那些要求民众服从的教条。但是路德没有收回他对上层阶级的批评：
“所有的人都不会感激这种错误的叛乱，除了你们这些王侯和地主，尤其是盲目的主教和疯狂的教士和僧侣。你们的心中一直在坚决的反对神圣的福音，虽然你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世俗的政府中，你们一事无成，还大肆的剥削群众，使自己过尊贵和奢华的日子。现在普通的贫苦人民已经忍无可忍。……既然是你们点燃了上帝的怒火，如果你们执迷不悟，那么上帝的的惩罚会毫无疑问的降临 。……农民们已经揭竿而起，他们将以无情的杀戮和流血使德国遭到破坏、毁灭，直至变成废墟。除非上帝被我们的忏悔感动，才可能避免这样的不幸。”
路德建议王侯和地主们去了解农民们主张的合理性，并希望他们采取仁慈和宽容的政策。对于农民们。路德坦率承认了对他们作出的错误行为，但是也请他们控制暴力行为和报复行动。他预言说：诉诸暴力只会使得农民们的境遇比以前更糟糕。还指出暴力革命会使宗教革命受到玷污，他也会遭到更多的指责。路德建议农民们服从权威，在一些鲁莽的时候，请他们将“基督徒的自由”视作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无论是农奴还是奴隶都可以享有！
“难道亚伯拉罕和其他的祖先和先知们没有用过奴隶吗？读读圣·保罗关于仆人的教言吧，在那个时候，仆人就是奴隶。所以你们的第三条与福音严重相违。……这一天要求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与人之完全平等，世俗的王国就无法建立。所以一些人是自由的，一些人被监禁，一些人是君主，一些人是臣民。”
一些农民领袖抱怨路德是叛徒，而且继续了他们的反抗。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依然怀有平等自由的梦想：希望贵族们能放弃了他们的城堡，像农民和市民一样的生活；他们不再高高在上的骑在马背上。牧师们不再是民众的主人，而是仆人；如果他们不能严格并唯一的遵守《圣经》，就应该被开除。城市中的工人也指出：富人垄断了政府机构，公共基金被贪官污吏挪用。物价不断上涨，但工资却没有提高。一些反叛的领导者号召要没收所有教会财产，以充世俗之用。所有的通行税和关税都应该被废除，整个帝国应该规定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
1525年春天，叛军点燃了当地十二个地区的革命之火。在海尔布隆（Heilbronn），罗藤堡（Rothenburg）和维尔兹堡（Würzburg），叛军夺得了城市的行政领导权。他们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宣称：要将议会、市长、教皇和皇帝统一起来。在罗藤堡，教士被逐出了天主教会，宗教偶像被捣毁，礼拜堂被夷为平地，叛军为了庆祝胜利，将教堂的酒窖一饮而尽。几乎整个弗兰科尼亚（Franconia）公爵的领地都参加了反叛队伍。很多地主和大主教们甚至没有丝毫反抗，就宣誓接受了叛军们的改革要求。一些人还立即释放了自己的农奴。
因为不满教会等级制，很多低级教士也纷纷支持反叛。在多瑙河（Danube）河畔的莱普海姆（leipheim），一个教士领导3000农民军占领了这个城镇，他们喝光了所有能找到的酒，捣毁了教堂，破坏了风琴。他们把祭司的长袍用来作绑腿布。他们其中一人还穿上教士的衣服，坐在祭坛上，而其他人则假装向他行君臣之礼。一支由斯瓦本联盟（Swabian League）领导的雇佣军，在乔治·冯·特鲁克西斯（Georg von Truchsess）将军的率领下，包围了莱普海姆，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农民军在恐惧中很快投降。结果，5位叛军首领被斩首，其他人都被饶恕了。但是联盟军的队伍还是烧毁了很多农庄。
1525年4月15日星期五，由梅斯勒（Metzler），盖尔(Geyer)，罗尔巴克（Rohrbach）率领的三支叛军围攻了海尔布隆附近的维斯贝格（Weinsberg），那儿的统治者是路德维格·冯·赫尔冯斯特（Ludwig von Helfenstain）伯爵,一个因为严酷而遭人痛恨的人。当时，一位农民代表靠近城墙，要求进行谈判。但是伯爵和他的武士发动突然袭击，杀死了这位代表。在复活节这天，围攻者们攻破了城墙，杀死了40位武装反抗者。伯爵和他的夫人（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女儿），以及他手下的16位骑士都成为阶下囚。罗尔巴克命令伯爵和他的骑士在手执长矛的农民行列中跑过，让农民们对他们肆意攻击。伯爵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作为赎金，但是叛军认为这是他的权宜之计，拒绝接受。伯爵夫人趴在地上，发狂般的请求饶恕伯爵的性命。罗尔巴却只是克命令两个人把她扶起来，让她目睹这场复仇的狂欢。当伯爵在农民们的短枪和长矛中走向死亡时，农民们不断提醒他曾犯下的残暴罪行。其中一位叫嚷着：“记不记得，你把我的弟弟关进地牢，仅仅因为他没有在你经过时脱帽致敬！”；另一位也大声说“我们就像被架上轭的牛一样，为你劳作！你这个恶魔，因为我父亲在自己的农场上杀死了一只野兔，你就砍去了他的双手！……你的马匹、猎狗和猎人随意践踏我们的庄稼。……你将我们收刮得干干净净，连最后一个便士也不放过。”半小时后，伯爵的16位骑士也和他一样走向死亡。后来，伯爵夫人被允许进入一个修道院归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