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之前的日耳曼（1300—1517年）
经 济
在路德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日耳曼的各阶层都兴旺繁荣，除了那些最贫困的农民阶层。也许正是因为大多数农民卑微境遇，才导致了他们生存无望的尖锐愤怒。
在日耳曼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是佃农，他们必须用农产品、劳役或金钱向封建领主交租。习惯上，他们每年需要为地主服12天的劳役，有时候是60天。因为地主们可以收回这些公地，所以在传统上，只允许农民们钓鱼、伐木和放羊。如果地主的猎人和猎犬破坏了他们的庄稼，也不会赔偿。地方上的法庭都被大地主操纵，司法行政都存有偏见。甚至提出当佃农的家长去世，影响了照料土地，还要向佃农征收死亡税。此外，教会每年还要向佃农们的庄稼和家禽征收什一稅。对此，所有的耕种阶级都怨恨不已。
15世纪的日耳曼经常爆发农民的反抗斗争，1431年，沃尔姆斯（Worms）附近的农民发起反抗，但收效甚微。1476年，一位名叫汉斯·伯姆（Hans B？hm）的牧牛人宣称，圣母启示他，人间的天国已经降临，世间不应当再有皇帝、教皇、王族和封建领主。所有的男人都是兄弟，所有的女人都是姐妹，都可以共享世上的财富，土地、牧场、河水都可以自由享用。数以千计的农民来听汉斯演讲，还有一位传教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维尔茨堡（Wurzburg）的主教笑着容忍了他们的行为。但是当汉斯告诉他的追随者在下次集会时都把武器带来时，这位主教很快逮捕了他。主教的士兵们还向那些试图营救他的人群开枪，于是这场运动就此失败。
1493年，斯特拉斯堡地区大主教手下的佃农要求取消封建税收和教皇的什一税。废除所有债务和犹太人的死亡税。他们计划占领斯克雷茨塔（Schlettstadt）镇，并将自己的权利扩展到整个阿尔萨斯（Alsace）。但地方当局很快得知了这个计划，逮捕了他们的首领，严刑拷打并施以绞刑。这使得其他人感到畏惧，并暂时屈服了。1502年，施佩耶尔（Speyer）地区主教的领地上，有7000农民组成了革命队伍，希望结束封建统治，“追捕并杀死所有的教士和神职人员。”还要恢复曾经属于他们祖先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一位参与者在告解时泄露了这个计划，于是贵族和教会人员联合起来镇压了这次行动。同样的一些反抗活动在德国多次发生，直到1525年，农民起义达到了高潮，震惊了整个德国，也使得路德惊恐不已，只好到王公贵族那儿寻求庇护。
与此同时，一种更具意义的革命在德国的工业和商业中进行着。当时大部分的工厂还是手工劳作，但开始渐渐被一些企业家所操控，这些人提供原料和资本，还负责购买和推销产品。采矿业也繁荣起来，人们从中获利颇丰；金子被制成祭坛上用的圣餐杯和圣体匣，质地较硬的银子则被制成椅子和桌子，可信赖的金银币铸成了通往货币经济的大道。到1458年，埃涅阿斯·西尔维斯（即庇护二世）惊奇的发现德国的妇女的装束、一些马勒、头盔和装甲都饰有金灿灿的黄金。
金融家已经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犹太的放债者被韦尔泽（Welsers），霍克斯泰特（Hochstetters） ，富格尔（Fuggers） 等基督教家族公司所取代。到15世纪末，整个奥格斯堡（Augsburg）已经成为基督教王国的金融首都。富格尔家族向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王公贵族发放贷款，作为偿付矿藏、土地和城市的税务。这些措施使他们的公司在德国拥有很高的地位。通过这样一些投机性的投资，到1500年，富格尔家族已经成为全欧洲的首富。
从雅各布·富格尔二世（1459—1525）起，我们就可以预见德国的资本家时代的到来：控制着财富的商人势力，已经大大超过了那些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到15世纪末，德国的矿业和纺织业都已经组织起了资本主义生产线，被资本家完全控制。奥格斯堡和纽伦堡（Nuremberg）的一些商业资本家拥有500万法郎（约2500万美元）的资本。很多人花钱贿赂当权者，成为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或部队军官。基姆·霍克斯泰特（Joachim Hochstetter）和弗朗茨·鲍姆加特勒（Franz Baumgartner可）以为一次宴会花去5000个弗罗林(florin) （约12.5万美元），在一次赌博中输掉1万弗罗林。
富有的商人家中豪华的的装修和艺术装饰甚至激起贵族、教士和平民的共同怨愤。格勒·冯·卡斯伯格（Geiler von Kaiserberg）提出：“把这些人象狼群一样驱逐出去吧，他们既不敬重上帝，也不害怕人，还造成了饥荒、饥渴和贫穷。1512年举行的科隆帝国会议（Cologne Reichstag）号召所有的地方当权者要以”严格和严厉的手段对抗那些放高利贷、垄断和资本的团体。这类法令也不断被其他会议所重复，但一直收效甚微。一些立法委员自己都在大商业公司中投资，法律代理人因为有股票分红也都保持沉默。很多城市因为自由的金融和贸易而变得繁荣。
斯特拉斯堡、科尔马（Colmar）、梅斯（Metz）、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Ulm）、雷根斯堡（Ratisbon）、美因茨（Mainz）、施佩耶尔、沃尔姆斯(Worms)、科隆、不来梅（Breman）、汉堡（Hamburg）、马德堡（Magdeburg）、卢贝克(Lubeck)、布雷斯劳（Breslau）等城市都是工业、商业、文学和艺术的兴盛的中心。这些城市和其他77个城市都是自由城市——它们有自己的法律，只对皇帝有政治上的服从，但是皇帝通常要依赖它们在人事和财富上的支援，所以很少干涉它们的自由。这些城市被由商人占据主要势力的行会组织所控制着。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家长制下的“福利城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行会组织管理了生产和分配，酬劳、价格以及货物的质量。其主要责任是保护弱小，防御强敌，并保证所有人的生活所需。
纽伦堡是一个艺术和手工业的中心，而不是大型工业和财政的中心。它的街道仍然是中世纪风格的蜿蜒曲折，还常常被突出的楼层或阳台所遮盖，它有红瓦的屋顶，高高尖尖的山墙，凸出壁外的窗户，这些建筑特色配合着城市的乡村背景和汹涌水流，形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这儿的人们没有奥格斯堡的民众那样富足，但是他们也过得非常愉快和舒适。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中，人们都尽情的戴面具、穿奇装异，唱歌跳舞，在昼夜欢歌中得到快乐。在这儿，汉斯·萨克（Hans Sachs）和诗乐协会会员（Meistersingers）歌唱着喜庆的气氛；阿尔布瑞克特·度勒（Albracht Dürer）将德国的绘画和雕刻提升到顶峰；阿尔卑斯山之北最好的金匠和银匠们在制作价值昂贵的花瓶、教堂的圣器和小雕像；金属工人用青铜制作出了上千种植物、动物和人，用铁锻造了精美的栏杆、大门和屏风；木刻工人在他们游戏般的工作中获得快乐。这些城市的教堂成为了艺术品的博物馆和储仓库。每一个行会、公司和富裕的家庭，为了制作一些圣像的神龛，都会委托人来做一些美化和修饰的工作。在纽伦堡，最著名的商人皮克里蒙（Willibald Pirkheimer）也是一位热情的人文主义者，艺术赞助者，还是度勒最好的朋友。这些都是这个城市的特色。
哥伦布（Columbus）和达·伽马（Da Gama）开始他们环球航海，土耳其控制了爱琴海，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和威尼斯的战争破坏了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的德国进出口贸易依靠较大的河流，驶往波罗的海（Baltic）、北海（North Sea）和大西洋。财富和权力从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转向了科隆、不来梅、汉堡和安特卫普。富格尔家族和韦尔泽家族还将安特卫普作为他们商业运作的主要中心，这就更加强了财富转移的趋势。德国的商业和经济向北部转移，使得德国北部从意大利的经济圈中脱离出来，并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路德不受教皇和皇帝的势力影响。可能也是因为相反的原因，德国南部地区直保持了天主教的信仰。
宗 教
总的来说，天主教在15世纪的德国繁荣发展，绝大多数的人还拥有着严格的正统信仰。而且——在他们的罪孽和醉酒之间——保持了坚定的虔诚。德国的每个家族都是一个教堂组织。母亲是教义讲解者，父亲是传教士，祈祷者都要严格守时，每个家庭都保存着基本的宗教书籍。一些宗教仪式体现了修道的规则，人们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的实践善行。
人们对德国圣职人员的抱怨主要体现在对传教士的不满，反对他们的财富和世俗化。各地区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负责着教会所拥有的广大地区，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这些人虽然是教会中人，但是在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封建领主。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像世俗之人，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携带妻妾参加省内或联邦的会议，一位学识渊博的天主教士和历史学家约翰尼斯(Johannes Janssen)，曾概括了德国教会在宗教革命前夕的种种弊端，可能他的说法是较为严厉的：
“在教士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很明显的体现了虔诚的爱与世俗的贪婪的对比，神灵的抛弃与无神的自立的对比。但是，很多关于祭祀神灵、宗教布道和照顾灵魂的事务都被忽略了。贪婪，是这个时代最容易犯下的罪恶，它出现在各地区和各阶层的教士中。他们非常的渴望增加租金和收入，税收和额外的津贴。”
德国的教会在基督教世界中是最富有的。据粗略估计。德国约有1／3的土地财产掌握在教会手中——这也使得所有对教会权威的谴责的都集中在他们的财产争辩上。在很多城镇，教会的建筑和组织机构都是当地最豪华的。
1457年，美因茨（Mainz）地区大主教迪特里希（Dietrich）的行政大臣马丁·梅耶（Martin Meyer），写信给教皇，生气的指出德国遭受了罗马教廷不公正的待遇：
“教士的选举工作经常被无故拖延，各种俸禄和高级职位都留给了红衣主教和教皇的秘书们。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本人就以非常规和未曾听说的方式在三个德国省份有自己的保留地。很多期望有待商议，第一年的圣俸税（annate） 和其他的税款总是催的很急，不允许拖欠，而且据说收取的税款数总是要超过应缴数。主要的职权不是授予那些最有才能的人，而是出价最高的人。为了聚敛财富，每天都发布新的税款项目，在没有与德国高级教士商量的情况下，还新加了战争什一税。很多应该在德国国内处理的诉讼案都被很仓促的转交给宗教法庭。德国人一直以来都被当成是富有而愚蠢的野蛮人，人们通过上千种狡诈的手段榨取德国人金钱……很多年来，德国人都一直躺在尘埃中，哀叹自己的贫困和悲惨的命运。但是现在，德国的贵族们已经从梦中醒来，他们决定摆脱这些枷锁，赢回他们固有的自由。”
在民间，反教主义正在虔诚而团结的进行着。这位诚实的牧师写道：
“仇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革命精神已经将德国各个阶层的人联系了起来……去死吧，传教士！这样的口号以前是秘密流传，现在却被大声呼喊了出来。”
人们的愤恨是那样的激烈，甚至宗教裁判所都不敢审判德国的任何人。这样的情况在西班牙也开始发生。暴力的宣传册子抨击德国教会，也更猛烈的抨击罗马的教会。一些僧侣和教士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中，鼓动群众反对高级教士的奢侈。参加1500年大赦年的朝圣者们从罗马归来，给德国的教众带回一些耸人听闻的——经常是一种夸大——传闻，关于教皇的不道德，教廷的凶残，红衣主教们的作威作福，异教思想和贪污行为。很多德国人发誓说：他们的祖先在476年摧毁了罗马的权力，现在，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也要再次粉碎这种暴政。还有一些人回忆起亨利四世曾在卡诺萨(Canossa)遭到教皇格里戈里七世的羞辱，认为现在报仇的时机来了。
1521年，罗马教廷的大使阿林德（Aleander）警告利奥十世，反对教会斗争已经迫在眉睫了，在五年前，他就从很多德国人的口中得知，他们一直在等着“某位傻瓜”吹响攻击罗马的号角。
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阻挠和镇压后，上千种因素和影响——教会的，理智的，感情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都聚集到了一起， 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龙卷风，把整个欧洲抛入自蛮族入侵罗马以来最大的变动中。教皇的权力已经因为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教皇的分裂而大大削弱。修道院的纪律和教士的独身都被破坏；高级教士们都很奢侈，教廷日益腐化，教皇们经常从事世俗活动；亚历山大六世道德堕落，尤利乌斯二世勇武好战，利奥十世奢侈放纵；教会兜售圣物，贩卖赎罪券；在十字军和土耳其军队的战争中，伊斯兰教战胜了基督教王国；非基督教的信仰普遍流传；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涌入基督教世界；斯哥特斯（Scotus）的非理性论和奥卡姆(Ockham) 的怀疑主义摧毁了经院哲学的统治地位；宗教会议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失败；异教古董的发掘和美洲的发现；印刷术的发明；《圣经》的翻译和阅读；使徒们的贫穷朴素和教会的奢华仪式的现实比照；中产阶级对教会的束缚和苛求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加；反对罗马教会搜刮财富的抗议；法律和政府与宗教脱离；民族主义激增，君主权力强化；语言和文学的民族化影响；瓦尔多（Waldenses） 、威克利夫、胡斯三个教派的影响在酝酿发酵；神秘主义要求有较少的仪式，更多的个人内在的直接信仰。——所有这一切交汇成一股汹涌的洪流，它将击破中世纪习俗的外壳，松开所有的标准和束缚，把欧洲粉碎成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教派，并横扫所有对传统信仰的支持和依赖——也许，这也是终结基督教统治欧洲人的精神和道德生活的一种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