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 溃
被围困的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一场由少数人发动，少数人实行，也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文化运动，我们可能会对其作出过高的评价。
一般的世俗大众，每天忙于耕作，辛苦的拉车，艰难的挑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思考。他们让别人替他思考，就像他们替别人做事一样。他们的观点、宗教信仰、对人生的看法，都来自于上天的启示或者先辈的指导。他们不仅仅接受传统神学理论日常传递给他的那些迷人的、令人安慰、激动或者恐惧的奇迹，还在这些奇迹中加入鬼怪论、巫术、魔法、预言、占星术，这些东西组成了一种普世化的玄学。这样的玄学在民间很受欢迎，但是在教会看来，这比异教信仰更容易引起麻烦。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虽然怀疑宗教，却也认为“空气中很有可能充满着灵魂”。他断言所有伟大事件都可以从奇观、预言、联系和“上天的征兆”中得到启示。
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些特殊的观念，认为撒旦以及其他一些魔鬼在空中盘旋，会运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使人们忠心崇拜。一些巫婆有和魔鬼通灵的法术，她们因此具有一些超自然的见识和力量。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下令，禁止人们求助巫婆，并命令宗教裁判所随时警惕这一类事件。虽然教皇没有规定特别的惩罚，但是宗教裁判所却依据《旧约》中一句“你们不得纵容巫婆的存在”，将巫婆实施巫术定为死罪。1485年，仅仅在科莫（Como）一地就有41位巫婆因为施行巫术而被烧死。这样的事件还在成倍的增加：1486年，布雷西亚（Brescia）有140位巫婆被处死，1514年，在利奥十世的任期内，科莫有300多位巫婆被处死。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科学表现得很突出。虽然在这一时期，科学的成就还不如13世纪的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时期， 科学也并不能像艺术那样，享有世俗世界和教会的共同支持。当时唯一繁荣发展的科学是医学，因为人们为了身体健康可以牺牲一切。当时的医生都有很好的报酬，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穿着象征高贵的猩红长袍。他们甚至打破了古老的禁忌，进行尸体解剖，有时教会人员还会给他们提供帮助。1319年，博洛尼亚（Bologna）几个医学院学生从坟墓中偷来一具尸体，交给一位大学老师作为解剖研究之用。这几个学生后来被告发，但是被判无罪。从那时起，地方当局对于这种利用罪犯尸体和无名尸体进行研究的事，都睁只眼，闭只眼，并不认真追究。不久，意大利的所有医学院都开设了解剖学。虽然如此，到了公元1500年，解剖学的发展也只是达到了古希腊的伽林(Galen) 和古罗马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的水平。
外科手术在当时也发展很快，当医生们的手术方法和医学仪器达到了古埃及医师的复杂和精巧，外科医生的名声也迅速上升。到1500年，很多欧洲医生已经实现了希波克拉底的理想模式，将哲学融入医学之中。在学习和研究中，他们很轻易的解决了一些课题，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社会名流的身分，成为那个时代的治疗疾病的一种万灵药。
文艺复兴的哲学
初看之下，文艺复兴在哲学方面好像没有多大的成绩。没有人能够与拉斐尔所画的《雅典学派》时期的哲学家相媲美。更不能与从阿伯拉尔（Abélard）到阿奎那(Aquinas)的哲学黄金时期相比。虽然如此，这一时期还是有一位人物不应被遗忘——这就是蓬波纳奇（Pietro Pomponazzi），他的家人称他为“小彼得”。蓬波纳奇称自己所有学说都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并声称自己只是一只“窥测大象的蚂蚁“而已。1495年到1509年，蓬波纳奇在帕度亚的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后来，从1512年到1525年他去世，他一直在博洛尼亚大学任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一度逃过了宗教裁判所的惩罚。
1516年，蓬波纳奇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不朽的灵魂》(Tractatus de immortalitate animae)。他在书中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人灵魂是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并随肉体的死去而消亡。只有宇宙的灵魂和思想才是不灭的。蓬波纳奇说，作为哲学家，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也接受教会的教条。这种说法显然是折衷的辩解，他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嘲笑。1513年，利奥十世主持召开了第五届拉特兰宫（Lateran）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受到了批评。很多朋友都以为蓬波纳奇会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但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本博（Bembo）和比别纳(Bibbiena)在利奥的教廷中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向教皇作了一番调解，使得这位和蔼的教皇最后同意蓬波纳奇写一封保证书，向教会表示顺从。1518年，蓬波纳奇写下保证书 ,公开宣布，作为一位好基督徒，他将接受教会所有的教条。
在蓬波纳奇的另外两部作品中，他以一种超人的明智驳斥了很多迷信观念，包括一些神秘咒语，和神奇医术。他宣称，世界中所有事件都有自然的根由。所有的奇迹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自然的伟大力量。但蓬波纳奇比较相信占星术，他认为人类的命运，国家的的历史，甚至宗教都受到星体运动的影响。他还为人类自由意愿辩护。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自由的可贵，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什么道德责任，社会秩序的维持也会仅仅依靠对神圣惩罚的畏惧。于是，他得出结论：伟大的立法者会将信仰投射在未来的因果报应中，以此作为维持统治的方法。他自己推断说：“这些哲学道理和普通人没什么联系，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把握这些玄奥的秘密。”
除哲学家外，一些低等阶级的民众还对教会有忠诚信仰。那些听过萨沃纳罗拉演讲的上千民众都还相信着上帝。虽然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的例子表现出虔诚可以胜过教育。但是，伟大教条的灵魂已经被怀疑的利箭所伤，中世纪神话的光辉也渐渐被理性的光芒所掩盖。
马基雅维利
我们很难将马基雅维利归入某类人中：外交家、历史学家、戏剧家还是哲学家；他是那个时代中最敏锐的思想家；一个燃烧着崇高理想的爱国主义者；他似乎在各方面都一事无成，但是他却是那个时代留给历史最深刻印记的一个人。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父亲小有资产，在政府中担任一个小职位，并在据佛罗伦萨十里以的圣卡斯西诺（San Casciano）的拥有一栋乡村别墅。马基雅维利在小时候接受了普通的文学教育，他很快学会了拉丁文，但是没有学习希腊文。他对罗马的历史有狂热的兴趣，尤其喜欢列维(Livy)。马基雅维利发现，当时的所有政府机构和政治情形都和古罗马历史有相似之处。
后来，马基雅维利开始学习法律，对这一领域有无止境的探求。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并不感兴趣，对发现美洲也并不重视。他可能觉得政治的舞台只是扩大了，而情节和角色却没有发生改变。政治学是他最热衷的知识，喜欢专研政治的手腕和权力的谋略。1498年，在他29岁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一个十国军事会议的秘书，在此后14年中，他一直担任此职。
1500年，马基雅维利加入法兰西的路易十二世的使臣团，不久就成为团中的领导人物。他带领使团奔波于不同的城市间，拜会各种领主团体，等他返回时，他已经博得了机智聪慧的美名。他的朋友都称他是个合格的外交家。
他外交生涯的转折点是1502年担任凯撒·博基亚的副官。在塞尼加维亚（Senigallia）,他亲眼目睹了凯撒·博基亚如何诱捕那些反对他的冒险者，并将他们监禁或处死。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意大利。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这是一次很好的政治课。在他眼前的这个政治强人比他还小六岁，竟然在两年之内推翻了12个暴君，控制了12个城市，成为当时最耀眼的一颗流星。在这位年青人面前， 语言从来显得很无力，因为他一直都很少说话。从那时候起，凯撒·博基亚就成为马基雅维利心中的英雄，就如俾斯麦（Bismarck）是尼采（Nietzsche）心目中的英雄。在马基雅维利眼中，这种从具体意志中产生的力量是一种超越善恶的道德，也是超人的典范。
1512年，尤利乌斯二世推翻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恢复了梅第奇家族的权力。马基雅维利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外交职位，还被控告密谋恢复政府。他甚至一度被捕受刑，最终被释放。于是马基雅维利带着妻子和四个小孩隐居到圣卡斯西诺的乡村别墅，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在那儿完成了《李维罗马史之研究》（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并写作了一个摘要性的结论稿，被称为《君主论》（Il Principe）。这本书的手稿一直在秘密流传，但直到他去世后五年才正式出版，此后成为哲学史上经常被再版的作品。
这是一本最诚实也最不道德的书，他清楚而坦率地表示国家的法律不需要、也不应该以道德信条为准绳。但如果出于保护国家权益的需要，国家也应该公平地惩罚伪证、欺骗、盗窃、虐待和谋杀行为。马基雅维利还解释了旧罗马法，表明国家的安全可以超越法律。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甚至基督教的和平理想也会削弱公民权利，偶尔的战争是对国家有益的滋补，可以恢复国家的秩序、统一和强大。在罗马共和国，美德不是谦逊和和蔼，而是具有智慧和力量的刚毅、强健、勇猛。能使国家强大的战争才是有益的。当国家停止扩张，也就面临灭亡的危险。
在马基雅维利的《李维罗马史之研究》中，他把自己的观点从政府道德领域扩展开来，在他眼里，意大利分裂各邦之间的战争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各个城邦可以购买军备投入战争，也可以无限制地从敌国那里购买雇佣兵。马基雅维利知道北方的统治者拥有意大利最丰饶的土地和最灿烂的艺术。他希望凯撒·博基亚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并带领一支爱国军队保卫整个半岛。但是，凯撒·博基亚在1507年去世了，此后的马基雅维利厌倦了政治，厌倦了田园的隐居生活，也厌倦了他的酒肉朋友，最后于1527年去世。在那一年，一支强大的日耳曼军队占领并破坏了了罗马，结束了罗马的文艺复兴。
阿德里安六世
1522年2月2日，从贵族到平民的所有罗马民众，震惊地得知教皇选举会选出了自1378年以来首位非意大利的新教皇，更糟糕的是这为新教皇还是自1161年以来首位条顿（Teuton）族人。与此同时，马丁路德领导日耳曼人开始了反对罗马教会的革命。
阿德里安·德代尔（Adrian Dedel）是荷兰人，他于1459年出生在乌特勒兹（Utrecht）的一个贫寒家庭里；他年轻时在鲁汶（Louvain）大学接受教育，34岁成为该大学的校长；47岁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家庭教师。当他1515年出使西班牙时，他的政治才干深得费迪南德国王的赏识，让他担任了托尔托萨（Tortosa）的主教。在这样步步高升的过程中，阿德里安一直在各方面都保持了谦逊的本色，他热情地传播神学理论，对异教徒循循善诱，因此赢得了西班牙民众的爱戴。可能是由于查理五世的影响，意大利人占主导地位的教皇选举会选出阿德里安为新一任教皇。
但是，阿德里安六世在梵蒂冈感到很失落，他宣称这个地方只适合皇帝居住，而不是他这样一个渔夫彼得的后代。他遣散了利奥留下来照料马厩的上百名马夫，只留下了四个人；他把自己的日常仆役减少为两人——都是荷兰人——并要求他们把日常开支控制在一天1达克特（约12·5美元）。对罗马人在言谈、行为和性关系方面的放纵，他感到非常惊异。他很赞同洛伦佐和路德的看法，认为这个基督教的都城是罪恶的渊薮。
对于红衣主教展示给他的那些古代艺术品，他毫不关心；他指责那些雕像是偶像崇拜的遗物，并将收藏欧洲一流雕刻精品的贝尔维迪尔（Belvedere）宫封闭起来。他还产生过禁锢所有人文学者和诗人的念头，在他看来，这些人背弃了基督教，像异教徒一样地在生活和写作。
阿德里安教皇任期内的最热切愿望，是将教会从利奥时代的放纵恢复到基督教时代的虔敬。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教会机构，尽可能地减少浪费。他还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教职，甚至有时显得不近人情和考虑欠周。他取消了利奥签订的付给购买圣职者年金的合同，约有2550位以购买圣职作为投资的人大大亏本，本金和利息都统统失去。现在，罗马城到处回响着他们高呼自己受骗的哀号，其中一位受害者甚至企图暗杀教皇。
那些来向阿德里安谋求差使的亲戚朋友都被他劝回，他让他们回去老老实实谋生。他还制止了圣职买卖和裙带关系，痛斥教会的腐败，严惩收受贿赂或侵吞公款者，对犯罪的红衣主教也像低级教士一样受到同样的惩处。阿德里安要求主教和红衣主教们回到各自的教区，仔细研习道德教条。他告诉他们，罗马教廷的丑恶名声已经成为整个欧洲谈论的话柄。他不打算追究红衣主教们的自身的罪行，却要求他们保证不在自己的宫殿中滋生罪恶。他还要求主教们放弃豪华奢侈的生活，满足于每年最高6，000达克特（约75，000美元）的收入。一位威尼斯的使者写到，整个罗马教廷笼罩在恐惧中，看着教皇在8天内进行了各种雷厉风行的改革。
但是8天是远远不够的，甚至阿德里安担任教皇的13个月里都太短。罪恶暂时销声匿迹，但不久又复生。各种改革触怒了上千的教廷官员，他们暗中抵制教皇的改革措施，诅咒阿德里安早早死去。教皇悲哀得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有限。他经常说：“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取决于他工作的年限。”他曾向他的老朋友希日（Heeze）感慨说：“迪崔克（Dietrich），我们当年在鲁汶的安静生活是多么惬意啊！”
在罗马呆了13个月后，阿德里安心力交瘁得病倒了，并于很快于1523年9月14日去世。临终之时，他将所有的财产捐献给了穷人；并留下遗愿，要求给自己举行简单而朴素的葬礼。阿德里安不能理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能在德国的供奉和意大利的花销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意大利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基督教皇也是一种罪恶和愚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