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文明历史悠久，产生了很多政治家、智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圣人，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丰富着我们的视野，深化着我们的人性。狄德罗（Diderot） 在撰写1750年的中国历史时说“这些中国人在文物、艺术、知识、智慧、政策以及哲学的品味方面大大超越了其他亚洲人。而且，在一些人看来，他们足可以在这些方面胜过最开化的欧洲人。”
孔子，这位出生于基督之前五百年的中国圣人所描写的“古圣先贤”是极具启迪意义的；中国似乎在孔子之前的一千就有哲学家了，远远早于佛主（Buddha）、以赛亚(Isaiah)、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苏格拉底（Socrates）。
和我们的先辈一样，古代中国也是以传奇故事来解释自身的起源。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述盘古经过一万八千年的努力，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二万九千年前时开天辟地，当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呼吸变成了清风和白云，他的声音变成了惊雷，他的血脉变成了河流，他的肌肉变成了土地，他的头发变成了草原和树林，他的汗滴变成雨水，而聚集在他身上的昆虫最后变成了人。”最初，我们被告知，“人类和野兽相类，茹毛饮血，只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或者，也和我们当代的一些人相类，他们穿着貂皮大衣，喜欢吃生的牛排，自由追逐异性。
传奇还在继续，这种野性的自由被一系列的天帝的传说所终结，每位天帝都统治了一万八千年。经过这一过程，盘古时期的粗民都变成了顺从的良民，大约在公元前2852年，伏羲帝教会了他的人民婚姻、音乐、书写、绘画、以网捕鱼，饲养动物和丈夫，养蚕以吐蚕丝。他的继任者神农引进了农业，发明了耕犁，还遍尝百草，发展了医学。黄帝发现了磁铁,建立了观象台,修正了历法，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历史上有关政府重新分配（也是重新集中）财富的最早记载。所以，就像卡莱尔（Carlyle）将历史视作英雄们的成果，传奇也喜欢将许多代人的艰难进步归因于少数杰出的个人。
三皇五帝的历史结束于商纣王的邪恶统治中，他是筷子的发明者，也纵容自己的人民反抗和暴动；据说，在他的皇宫花园中，总是有很多男女裸身嬉戏。大约公元前1123年，一场革命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中土” （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大半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就像十八世纪的德国。这种半独立的局面，似乎促进了哲学和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在当时，孔子收集了封建时代的305首诗歌，汇集成一本“诗经”
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士兵，面对难解死亡，有着无尽的悲伤:
肃肃鸨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
……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还有一些欢愉的诗歌是关于士兵返乡,海伦·沃德尔（Helen Waddell）对此有精彩的翻译。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这样一个封建时代也产生了中国第一位著名哲学家。生于公元前604年的老子——意为“古博真人”——他以一种避世的态度拒绝中国新兴的城市文明，他所著的《道德经》——是一篇关于“道和德”的概论，比罗斯福（Jean-Jacques Rousseau）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类似言论早2300年，老子认为，好的生活方式是避开智力性的工作和诡辩，过一种尊依上古礼俗，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田园生活。
政府应该无为而治，人们以爱与恨的情感冲动来引领自己的生活，使之获得简单而健康的发展。生活不需要太多创新，因为创新和发明只会不断增强富人的财富和强人的权力。也不应该有书籍和任何工业，人们只需要在村庄范围内买卖——更不需要国际性的贸易。
这位年长的大师清晰的描绘了自然和文明间的分域，这也是罗斯福在千年之后提出的犹如山谷回音般的现代思想。自然有自然的活动规则，习俗有自身静默的延续，季节和天空有自己壮丽的行进秩序；这就是“道”，它可以被具体化到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岩石和每一颗星辰。它是事物中那种公平、公有的理性法则。如果我们希望拥有智慧、平和的生活，就必须建立起这样的行为准则。（斯宾诺莎（Spinoza）也有类似的观点）这种事物的法则就是宇宙的“道”。而行为的法则就是生活的“道”。在老子那儿，这两种“道”都是统一的；生与死是生命的节奏，而生命是世界的一种节奏。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 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