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批判》批判
一、无法容忍的侵权
今年8月以来，有一本关于城市的书在各大图书排行榜上一路攀升，甚至在某个网站雄踞榜首。它名叫《中国城市批判》，“作者”和“出版策划”都是海默。
我本来是没有注意到这本书的。直到在网上看到重庆寒若冰先生的文章《海默，你为什么不忏悔》，揭发海默此书涉嫌剽窃我的《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版）和多人著作之事实时，才把这本被人追捧炙手可热的畅销书找来看了。一看不要紧，才发现事态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中国城市批判》第11页有这样一段话：“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高等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这段话是从我的《读城记》第45页上全文照抄来的，改动只有一处，即将“大专院校”改成“高等院校”。海默也许以为，这段话说的只不过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他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他不知道，最后一句话“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可是我的原创，原本是我读杨东平先生《城市季风》时作的旁批，后来写进《读城记》一书，而且后面还有两句（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被海默删掉了。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段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抄抄又有什么关系？那就再看几段。《中国城市批判》第13页说：“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这是从我的《读城记》第90页上全文照抄来的，一字不改；第22页说：“它（上海）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大’，实在不成比例”，这是从《读城记》第175页上全文照抄来的，只改了一个标点；第48页说：“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这是从《读城记》第244页上全文照抄来的，也是一字不改；第59页说：“最爱说‘差火’一词的武汉人在建设和塑造自己的城市文化个性时，的确还‘差’了一把‘火’”，这是从《读城记》第366页上抄来的，原文是“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只改了几个字；第61页说：“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成都人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早已有所察觉，他们用麻辣来刺激自己，用足球来激励自己”，这是从《读城记》第322页上抄来的，原文是“幸而成都人自己对此也有警觉。他们用麻辣来刺激自己，用足球来激励自己”，也只改了几个字；第228页说：“显然，要想把厦门建设得更好，要想创建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们就必须走出厦门看厦门”，这是从《读城记》第275页上全文照抄来的，一字不改；第279页说：“苟能如此，则厦门这道‘门’，就不会变成闭关自守画地为牢的小门，而能够确保成为兼容各种文化、吐纳世界风云的大门”，这是从《读城记》第278页上全文照抄来的，也是一字不改。
请注意，以上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事实。为了节约篇幅，不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大体上是每章选一段，每段选一句，大段的均未举证。但我相信读者早就一眼看出，海默不打招呼就据为己有的，不仅是我的文字，更是我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不仅“拷贝”和“克隆”我的表述方式，而且“拷贝”和“克隆”我的思想方法。他这本书，可是号称“中国城市批判”的。如果批判的角度、方法、观点、结论都是别人的，请问这种“批判”又有什么价值？难道城市建设不该“克隆”，城市批判就该“克隆”吗？
更为恶劣（同时也很可笑）的是，他还要胡删乱改。《中国城市批判》第48页说：“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这是从《读城记》第244页上全文照抄来的，只删掉了两个字──我的原文是“广州广东的崛起”。但这样一来却出了问题来：删掉“广州”，留下“广东”，你的“城市批判”岂不成了“省份批判”？后面那些批判广州的话自然也就接不上气。顺便说一句，后面那些话，也是抄我的。但我的前文有“广州”二字，当然讲得通。海默删去“广州”，他的“批判”就成了无的放矢。
可笑之处还很多。我在《读城记》第330页说：“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海默抄袭时，改成了“曾经有人‘莫须有’地将武汉称为‘东方芝加哥’”（《中国城市批判》第59页）。这才叫做好笑！把武汉称作“东方芝加哥”，自然有他的道理，怎么会是“莫须有”？虽然这种叫法最终“没有叫开来”，但那是另有原因，不是这种叫法“莫须有”。海默既不熟悉武汉历史，又不肯进行深入研究，“莫须有”地说人家“莫须有”，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又比如，我在《读城记》第28页说：“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经是男权政治的象征外，在民间这边，也还可以有三条理由：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这是贾平凹总结出的‘关中人的形象’，当然也是西安的风尚和习俗。”海默改成“世人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经是男权政治的象征外，更重要的是那‘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的作为使然”（《中国城市批判》第108页）。这又出了问题。第一，把“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三大特征总结人（贾平凹）的名字删掉了，侵犯了贾平凹的著作权。第二，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是我的说法。我这样说，是因为《新周刊》把大连评为“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我则认为西安才是，故有此说，哪来的“世人”？海默这样说，才叫做“莫须有”呐！
再比如，《中国城市批判》第226页说：“的确，与北京的风云变幻、上海的沧桑巨变、广州的异军突起相比，厦门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虽充满戏剧性，却奇怪地缺少波澜。”这是从《读城记》第269页上全文照抄来的，只不过将“沧海桑田”改成“沧桑巨变”，在“波澜”二字前删掉了“大”字，改成“缺少波澜”。这又是自作聪明。想想看吧，“从海岛渔村到通商口岸，从海防前线到经济特区，如此之大的变化，如此强烈的反差”（这段话海默没抄），怎么会一点“波澜”都没有？只不过没有“大波澜”而已。小波澜，或者不大不小的波澜，总还是有一点的。海默呀海默，你先把人家的书读懂了再抄，行不行？
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不胜枚举，东拼西凑生硬嫁接的地方则比比皆是。这说明海默根本不懂城市文化，更遑论进行城市批判。除了抄袭剽窃，他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课题。尽管我在这里无法举证全部事实，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海默的抄袭绝非只言片语。比如《自我陶醉的厦门：走不出厦门这道门》一章，就几乎通篇是抄来的，其中大部分抄自我的《读城记》，小部分抄自安琪的《厦门，厦门》。正是这些剽窃而来的文字，构成了该章的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一章中，剔除抄袭剽窃部分，海默自己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了无新意。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另文披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