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6月6日开始，郭敬明不再是简单地以“作家郭敬明”出现。虽然之前各行各业的人都来找他，影视剧本、电台、电视台、音乐台、动漫，但他决定替自己经营一些事情。他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工作室，做一些包括平面设计、策划出书到制作海报之类的业务。“做这些事情，比你单纯写书或过分爱惜自己的名气，会让自己更愉快些。”上海文学界的一位老先生说，郭敬明现在是大牌，他自己的书，从版式设计到图中漫画，全都自己承揽，对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理所当然“出版社很迁就”。
从郭敬明出现起，他就被定义为“偶像”作家而被拉去和被定义为“实力派”的写作者相比。既然是偶像，也难逃“偶像是流水线上被利益机构不断包装成型的商品”的质疑。在一本书中，他写道:“我一直一直地书写着青春中那些模糊而透明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对青春的定义是‘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而一位文学编辑冷言道，“这种青春的感伤和忧郁都是可以制作和加工的。”
郭敬明好像从来不试图去反驳或者证明什么，只是偶尔，他会意有所指地说出诸如“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护，但有无缘无故的伤害”之类的话。
“写《爱与痛的边缘》的时候我只有17岁，总拿30多岁的作家，甚至苏童、余华这样的作家跟我们比，我觉得有失公允，你如果这样比，我承认我们确实幼稚和浅薄，为什么不拿他们十几岁的作品跟我们比？你怎么就知道我到了35岁时写不出那样的作品来呢？”整个采访，难得看见这个孩子流露出什么情绪，只有讲到这时，他有些不满，甚至有些愤怒。
对于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看，很少看”。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一种拒绝，甚至反抗。或许对郭敬明而言，写作就是这么简单:他愿意写，别人愿意看。非要把写作当作事业，他是要逃避的。
“我写从不懂事到成长的这一阶段，想记录下自己一年一年的变化，也许毕业后，工作、结婚、有了孩子，不会有那么多感动的事情，就不会写下去。对我来说，‘写作’不是人生中很固定的一件事，也不是一个事业”，他用很笃定的口气说，“就像我喜欢打羽毛球一样，它只是我的一个‘爱好’。”
在大多数时间里，郭敬明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温顺的孩子，“甚至你可以说我有些懦弱”，“也许我天生就是小市民吧，”他有些自嘲地笑笑，一时竟感觉难以窥见他的内心。“我没有力量去做救世主，我把自己经营好了就是对社会的负责，我不会拯救谁也不会拖累谁。”
（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总2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