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作者昝爱宗指责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剽窃了他的文章，记者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喻国明根本没有写过这篇文章，而是一个叫“陈勇”的人，使用“笔名”“喻国明”剽窃了昝爱宗的文章，发表在《文化月刊》上。如果“陈勇”剽窃的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他不仅是个文坛剽客，而且是“高明”的剽客，他不仅侵犯了原作者昝爱宗等人的著作权，也使《文化月刊》受骗，同时差点使人大教授喻国明蒙上不白之冤。
2001年3月7日晚，北京南北通咨询策划公司的昝爱宗在互联网上贴出《人大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涉嫌全文剽窃、抄袭他人文章》一文，指出他本人在2001年1、2期合刊的北京《文化月刊》上读到一篇署名喻国明的文章《狼烟四起的书业》。这篇全长3900多字的文章，竟然是综合《深圳周刊》2000年9月11日魏雅华的《书价为什么这么高》和他本人发表在2000年11月3日《文化时报》上的《生活在体制边缘赚大钱——书商世界探秘》等两篇文章而成。“尤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对魏雅华2300字的文章，喻国明几乎只字未改，而对本人的文章，则整段‘引用’了1600字。也就是说，除标题略有改动外，喻国明自己没有写一个字！”
喻国明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传播学者是也。
3月12日，记者采访了喻国明。
喻国明告诉记者：“我认为，我的名字还没有这种商业价值——可以被人冒用的地步。我曾经给《文化月刊》的主编打电话，对方决定采取补救的措施，查清这文坛剽客到底是谁。另外，他们没有尽到核实的责任，他们有责任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做一个比较适当的说明。”
3月12日，《文化月刊》编辑陈桂龙专门给记者发来了有关情况的说明：“去年9月中旬，我在原单位《医周刊》的一位朋友陈勇给了一篇稿子，我即转给《文化月刊》。当时，他取的笔名叫‘喻国明’。到了9月底，《医周刊》倒闭，人员各奔东西，此作者与本人不曾联系。并非如‘此文的原作’昝爱宗所说，抄袭他文章的人是人大舆论研究所的喻国明。此文与人大舆论研究所的喻国明先生没有任何关系。此稿件发出至今半年，原作者如今已找不到了。而此文的稿费没有发出，还在单位。”
3月12日，《文化月刊》主编李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化月刊》将在下期的卷首向有关人士道歉。”他表示，要进一步调查此事，弄个水落石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