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节目讨论了有关中国学术界反腐败的问题。
吕宁思：何先生，今天我们还谈腐败问题。讲到腐败，通常人们可以直接联想到官场，其实腐败确实是有历史原因的社会现象，现在人们已经把反腐败的目标看到更深、更远，也更广了。今天我们就想谈中国学术界的反腐败，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要谈谈中国体育界，把种种腐败现象集中在一起谈。今天我们谈学术界的腐败问题。
何亮亮：学术界腐败的问题当然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最近，在中国内地这个话题忽然显得特别集中，导火线可以说是由北大的一位博士生导师、一位年轻有为的王教授，人类学的一位教授，是由他引起的。前不久上海有一家社会科学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在读博士的王先生。这位王先生虽然读的是中文系的博士，但是他读书的范围涉猎很广，他喜欢读社会学的书籍。他说他以前读过一本美国学者哈维兰写的《当代人类学》，这个译者就是北大的这位王教授，大概是十来年前出版，他还印象很深。
去年他又看到这个王教授自己写的一本学术专著，书名叫做《想象的异邦》，异邦就是他乡异国，别的国家，这应该是一本相当出色的书，不像一般的学术性的著作。这位姓王的博士生读完这本《想象的异邦》之后，他很惊奇地发现，里面有一大段的内容是跟王教授本人翻译的《当代人类学》完全重复的，他做过仔细的验证之后，认为这是一种抄袭行为，就写了一篇文章给上海的《社会科学报》。
《社会科学报》顾名思义，本来是一个行业的报纸，他们也做了很多具体核查的工作。你指控一位著名大学、而且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跟说明星的八卦话题还不一样，这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的问题。他们做了核实之后就发表了这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的震撼。北京大学校方处理相当的明快，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有报道说北大的校方就找这位王教授做了很深入的谈话，这位王教授据说对抄袭的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
吕宁思：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承认了。
何亮亮：对，现在据内地媒体的报道，涉及抄袭的部分大约有十万字左右，这是相当大的一个篇幅。问题是这件事情单独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很可惜的因为这是北京大学发生的事。在中国，北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重镇，清华毕竟还是以自然科学、工科著称，而北大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著称，发生在北大有相当的新闻价值。
另外，围绕着这个话题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话题。一个是有人在凑热闹，因为这篇文章是在上海发表，据说在人类学这方面，复旦大学和北大之间大概在学派上有些不同，所以有人把这个说成是京派和海派之争，也有人说是北大和复旦之争。我想这样一种比喻是不太合适的，太狭隘了，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学风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学术腐败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方面，就是北大也有一些不同的反响。北大网站上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特别是北大有四位人类学的博士生，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本身又引起了各地学术界的反响。这四位博士生，我想他们应该跟这位王教授关系很密切，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王教授的学生，因为没有这样说，但是既然是同一个专业的，应该是有很多接触的。四位学生就为这位王教授打抱不平，他们认为王教授学识、修养各方面都非常好，特别是在指导他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事件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认为这是有人在打击王教授这样一位年轻、优秀的人才。问题是这封信自始至终没有谈到王教授有没有抄袭行为，所以这封信在网上公布以后引起了很多批评。我想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处于一片爱戴之心，而且确实日常了解比较多，所以为老师做些辩护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我想还是不应该掩盖这个问题的本质。
刚才说的那些话题都是比较小范围的或者是比较枝节的话，更大的话题应该是这样，中国的学术的腐败到底到什么程度？它的深度、广度到什么程度？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监视？如何反对学术界的腐败？学术腐败如果不清除的话，对中国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吕宁思：这个个案实际上代表一种学术界腐败普遍的意义，同时当然远远地超过了这种南北之争或者是京派、海派之争，因为我们不能说上海如果来批评北大就能够说明上海或者长江以南就没有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个全国都有的现象。
何亮亮：对，全国也有，上海也有。我们知道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1997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有一个当时很有名的教授，这位教授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在博士生念完之后两年之内，自己就成为博士生的导师了。但是后来被揭发有严重的抄袭和剽窃的行为，后来他这些职务当然都被终止了。而且他的老师是一位中科院的院士，这位院士对学生开了绿灯，这位院士自己也因此成为中科院第一个由于学术道德的问题而被终止了院士资格。上海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应该用地域之争，用什么京派、海派之争来掩盖这样一个学术界的腐败的问题。
吕宁思：您看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些个案，它回述历史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我记得我们在2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每个学校的建制都不像现在这么高。若干年之中，很多师范学院变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又变成更高，还有很多学校联合，这种现象是不是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还有学术的观点起了一种异化的转变呢？
何亮亮：你说的是一部分，我们现在大体可以这样看，整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情况并不严重，特别像这种抄袭的行为也不是普遍和大量。可是到了90年代，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日趋严重。现在根据内地的网站或者是根据一些学者们的文章来看，现在学术界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令人吃惊的程度。从普通的大学生，到助教、到副教授、到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甚至到著名的教授，几乎无一幸免，每一个层次从最年轻的大学生一直到老教授都有这种情况。这就说明，这里面很重要就是教育和学术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这已经不是个人操守了。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北大那名王教授也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像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位教授说的，他说这位王教授是“不幸”，意思是说，有更多的人是万幸，同样有抄袭行为，有剽窃行为，可是没有被发现，结果他们在继续当他们的博士生导师，由此可见现在揭发出来的学术界的腐败可能还是冰山的一角。
吕宁思：那就是说，在各地的院校，还有我们现在说知识普遍受到重视的时候，恰恰可悲的是知识在贬值，很多位置、学位实际上也有贬值的现象。
吕宁思：刚才我们谈这个话题仔细想确实触目惊心，确实也是不太容易谈的话题。我们回想起20年前，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荒芜回到国家要振兴，要重视文化、教育、人才、科学，但如果我们这些重视到了今天居然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不得不使人觉得这是很可悲的，那这个根源又在什么地方呢？
何亮亮：我想体制上的根源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中国内地的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在各方面都有深入的推进，但唯有这个学术体制可以说几乎没有改革。
这里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里看，一个就是在学术界，学术领头人，学术权威通常是由学术界的官员来担任的，而不是由这个行业的权威来担任的，这样一种官学不分，或者是官学一体的体制有相当的弊端。当然不是说学术界的这些官员都没有学术修养，但他更多的是担任行政的工作。
还有一些体制，比方说，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特别以大学来说，现在中国大学的数量比20年前应该增加了好几倍，大学的数量，大学生的数量，有新建的，特别这几年兴起一股合并之风，好像把四、五个大学合并在一块就可以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大学，甚至是亚洲最大的大学，但是最大的大学未必是最好的大学。国际上我们看一些有名的大学有的是一些小大学，有二、三百年历史，甚至几百年历史，一所好的大学不是以大就能办好的，关键是有好的学风，好的学风关键是有好的老师，这是最重要的，数量肯定是需要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这么多求知的青年，但问题是在追求数量的同时一定要把持质量。
吕宁思：我们现在并不是说中国的大学和学府太多了，问题是怎样办这些大学。
何亮亮：对，这里面包括学术界的体制，比方像晋升的体制。根据内地的报道，学术界这种评审通常不是很严格的，通常只是“走过场”而已，比方在晋升的时候，从一个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他也有了学术的著作，著作很可能是非常平庸的，但是他有了这个著作，就开一个评审会，这个评审会上只有一片讲好之声，到时候基本通过。从考研究生开始，每一级上去基本上都是一种追求数量，比如他要求你作为副教授，两年你必须有一本著作，作为教授你必须有一本著作，对于数量的要求本身我想对于广大的学术工作者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取得这样的地位又对每个人有非常现实的好处，你的学衔，你是教授还是副教授，你是博导，或者是硕导，这都跟你的待遇，跟你的住房都有直接的关系。
吕宁思：评在物质利益问题上。
何亮亮：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学术界的物质利益，这绝对是对的，但问题是现在变成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学术界一片繁荣，但实际上真正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有多少呢？比方说，近两年在海外很有影响的一本社会学的著作《黄河边上的中国》，像那样的著作又有多少呢？其实以中国之大，学术队伍之大，人文社会科学，每年有五本、十本这样的好书，我想也是完全应该的，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太多。
另外，包括大学的出版社，本来应该是优先出版学术著作的，可是它也完全市场化。另外就是评审本身的不规范。
还有一个苗头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官学一体，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官员以考硕士、考博士为荣，你真要有那个能耐，有这个决心、恒心，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又是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某一位市长，某一位县委书记他也去考硕士、考博士，他用的钱是公家的钱，实际上他还要做市长、县委书记，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到时候论文请人代笔，甚至给相关的学衔的审查委员会送好处费，讲穿了就是贿赂，结果市长当了博士，县委书记当了硕士，这样的博士和硕士他在学术上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不但知识贬值了，学衔也贬值了，博士、硕士也贬值了，这个我想对于中国学术来讲是一种相当可悲的现象。
现在还有一种情况，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公务员普遍是通过考试产生的，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这两天看到这样的报道，有些地方同样是考公务员，要求至少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你总还是要有一定的资格和水平。问题是，他在招一批处长的时候，报名当中有博士，博士可以不要参加初试，因为你是博士初试可以不参加，首先就体现一种不平等，为什么本科要考，硕士或者博士就不要考？假设是招一个环保局长，因为环保科学的博士应该有他的优势，但他的优势仅仅在专业知识这方面来说，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并不是一个环保科学的博士，他天然的、自身的就具有一个当官的本领，我们说行政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甚至不完全是可以由学校里学到的，我觉得中国内地出现了这样一种风气。
还有一个情况，像博导这个词，要在海外说的话，我想大多数懂中文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博导，我就曾经跟一个美国朋友说起过这个事，这个美国朋友的中文很好，他还是不懂，我告诉他就是博士生的导师，他说那教授不是就是指导博士的吗？他也是博士，在美国是教授指导他的，所以像中国这样自己创造出来的，本来这个世界上通行的教授、副教授，分的很清楚的，可是在教授、副教授之后又弄出一个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而且现在是以博导为荣，所以弄到有一些行政官员也要当博导，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也要当博导，实际上他没有时间，甚至他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当博导。所以这一切加在一起都形成了一种学术的腐败，而且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它对于广大的学术工作者都是一种腐蚀，它降低了中国学术的水平，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吕宁思：刚才您讲关于北大这位王教授的现象被另外的人评价为不幸，如果说不幸的话，应该说整个在中国教育界有很多这样的人陷在一个很不幸的环境当中，您看我们在回首中国几千年科举制度历来有这种考试作弊，官员用裙带关系，官场腐败和学术腐败是连在一起的，在中国现在又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体制又不完善，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我们今天只是讲这样一个现象，我们两个人也不可能马上提出一种特别万灵的妙药来，在您看，最初步进行的应该是怎样一种方式，最起码来做ABC头几步来扼制这种不正之风呢？
何亮亮：在内地的讨论中，也有人为目前的学术腐败做辩护，他认为现在的学术腐败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比方跟官场腐败有关系，好像因此学术的腐败可以得到一个谅解，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想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官场是非常腐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中国在学术界并没有因此出现像现在这样大面积的腐败，反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像傅斯年、钱钟书、胡适、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可是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大学者几乎没有了？年轻一代，像刚才那位王教授相当杰出的，他在厦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考上留英的奖学金，在英国读了八年书，拿了伦敦大学的博士，据说他的学术修养各方面都相当不错，可是为什么40岁不到的时候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今天，他还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段地抄袭？而且是他本人翻译的成果，他难道不知道这会被人家发现吗？北大另一位中文系陈教授提出来的，谁来监督中国的腐败？大众媒体当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媒体毕竟只能在一定的层面上，而且也不能排除媒体确实有炒作的嫌疑，但是媒体毕竟有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如果像王教授的抄袭行为不是由上海的一个报纸发表的话我想影响没有这么大，我想陈教授提出来谁来监督中国媒体？应该由专业的协会，我想这个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另外就是中国必须在很多方面要建立一种新的规范，同时在心理上我觉得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官学一体化的趋势本身……中国有非常优良的一种文化传统，但是学而优则仕，也是深入人心，一个博士不见得能当一个好官，一个好官也未必就是一个博士。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基辛格，基辛格当年被尼克松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哈佛大学当时就说，请你辞掉你的教授职位，他们不认为做一个国家高级官员能够跟做一个教授并行不悖。
吕宁思：同时这里面也不存在你做官就比做教授高多少，做教授就比做官高多少。
何亮亮：是这样，一种就是像中科院已经有了一种院士自律的规定，除了自律之外，还要有外界监督的机制，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中华民族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吕宁思：这些都是你讲到起码要做到的。
（凤凰卫视中文台 2002/1/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