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知名学者突然被指有这样的劣迹，不啻是学术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会科学报》是在2001年9月收到王晓生投稿的，到2002年1月10日文章见报，他们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来核对事实和组织学者评论。在程序上，他们已经做到了足够严谨。尽管如此，某些评论依然被指主观色彩过于浓厚。比如说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的文章，个中字句之冲动，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以前和王铭铭学术论战结下的私怨来。
一些杀伐之气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网友闻到了“绞肉机”和“屠宰场”的气息。
而为王铭铭说话的人，也难免犯同样的毛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1月14日为此事向北京大学领导上书，希望不要对王铭铭求全责备，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学术批评应该全面、客观、平和、公正，执一端而不计其余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许是“为尊者讳”，这封信情真意切，对于“剽窃”之事却轻轻带过，而且言辞之中颇有怀疑揭发批评者“别有用心”的含义，因而在舆论上并不叫好。
曹树基因此说：“所谓辩护，要指出我们对他的揭发、指责哪些是错误的，但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三段论的逻辑下为之辩护——王铭铭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不可能抄袭，即便有抄袭也是轻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攻击他的人、揭发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别有用心的——这个伪逻辑是自言自语的阿Q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觉得那是辩护。”
对于如何对待王铭铭本人，人们依然争论不休。相当一部分人赞同对王不留情面地惩罚，尽管他们也承认王的学术贡献，但认为错误和成绩是两件事，不应放在一起谈，如果以此为理由放他一马，则会助长学术界的剽窃之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就持这种观点，“对待学术抄袭应该像对待盗版一样，一旦发现就罚个倾家荡产。”
而呼吁“保护王铭铭”的，以清华大学的郭于华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张海洋两位人类学者为代表。这并不意味着对王在此事上的错误视而不见，他们也希望王能够及早出来道歉，但更希望公众能够认清王铭铭的贡献和错误的比例关系。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王铭铭因此被中断学术生命，那对于中国人类学会是一个重大损失。郭对王铭铭的评价相当之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铭铭功不可没。”
而张海洋为王铭铭在中国人类学中的位置做了一个定位。他说，中国以实地调查方式做相关研究的人类学会会员大约有上千人，在专业领域，也就是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这项工作的大约150—200人，真正有学术地位的，大约只有15—20个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对王的判断要功过分明，对他的错误要严肃批评；对他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评，就怀疑人家别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连错误都不认账了。”
三个疑点
1月18日，社会学系2000级本科学生没有见到本来应该监考的王铭铭，出现的是两位博士生。
在那之前，这些本科生曾经商量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王铭铭的情感。“如果那天王老师出现了，我们一定会有所表示的，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依然爱他，尊敬他。”学生梅锋说，“大家都爱叫他‘铭铭’。在他的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在我们眼中王老师可爱得就像一个大孩子。”
北京大学的4位博士生则形容王为“诲人不倦，学识渊博，胸怀宽广，乃是学生心目中的楷模”。
这个形象似乎和一个猥琐的剽窃者不能叠加起来。
与王熟识的人大多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王铭铭在厦门大学的一位师弟蓝达居，对王涉抄一事坚决不能相信。“在学术规范问题上……王铭铭师兄教给我最多，是他最早也最多地告诉我，搞研究写文章要尊重他人的劳动，要注意注释和说明。”基于他对王铭铭人品的信任，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王大概是在以电脑写文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蓝的理由是，《想象的异邦》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之处，就是书名及前言都是一个散论的东西，但是作品的结构和编排却又是教科书的样式。
蓝达居推测，也许王铭铭在与出版社“互动”的过程中，最终决定要把这个散论变成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作品来出版。于是王把他自己翻译的《当代人类学》的部分内容稍作修改编排了进去，结构编排是临时改成的，而书名、前言、参考文献却早已编好。而因为疏忽，王忘记了补充参考文献，也忘记了修改前言，而这在电脑写作时代，是个易犯的错误。
蓝发现的这个矛盾，曹树基也注意到了，但曹则理解为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而予以冷嘲热讽。
蓝的说法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这种受真诚感情驱动而做的辩护缺乏证据，蓝因此被认为“太有想象力了”。这与对立面的“铁证在手”是无法真正过招的。
而能够对此矛盾做出解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施宏俊拒绝对王铭铭事件做任何评论。
另外，王铭铭的“抄袭动机”也是一个被公众关心的话题。作为一名著述甚丰的知名教授，他为什么要为一本教科书式著作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需要这样“锦上添花”吗？
而且，另一让人费解之处是，王铭铭居然抄袭自己亲手翻译的一本书，如果对此进行心理估测，这个人要么是已经胆大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要么就是太傻。这样不经掩饰的盗窃对“学术警察”们简直是“送货上门”。将两本书对照阅读，人们就会发现，内容的重复部分根本不需要一个博士生，甚至连一个中学生都可以看得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