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了很多次，每次都响很长时间，但王铭铭始终没有来接。
在事情已经发生将近10天之后，王一直保持沉默。
“我无可奉告。”本报记者打了几天电话，已经不抱希望，王突然接听——也许他以为是自己在等的一个电话——但我刚刚报出自己身份，他立刻这样说。南方口音，声音很平静，也很温和。王在拒绝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他的学者风度，很有耐心地重复了他已经多次讲过的话——现在他什么都不愿说，但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出来说话。
他的直接领导、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马戎说：这个时候王铭铭说一句，别人有十句等着他。
在事件的过程中，王铭铭的谈话真正涉及事件本身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接受一位中央台女记者采访时，那是对此事的最早的采访，那次他动了感情，一度语音哽咽。他说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比较复杂，现在还不能给大家解释”。
再就是新浪文化频道的主编侯小强采访他时，他说了一句话，“但是我想那时候(出《想象的异邦》的1998年)，人类学还是一片空白。”假如这句话纪录准确的话。
正如马戎所说，王铭铭因此为自己竖起一面新靶子，招来新一波的批评，来者纷纷以讲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来证明“空白”说之谬和王铭铭此人的妄自尊大。
在那之后，王似乎打定了主意要闭紧嘴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