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怪才”余杰，在其第一部著作《火与冰》里写过一篇《我来剥钱穆的皮》的文章，对国学大师钱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缺席审判，行文老辣，帽子一顶接一顶，且有“奴才”等谩骂之称谓。故袭余杰笔法，亦剥其皮，聊以解闷。
初读余杰，被剥皮文章吓了一跳，在《火与冰》一书里可以找出一大串被余杰任意品评、妄下断语的知识分子，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在三百年内前赴后继、拼死以争。“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在《火与冰》中随处可见。余杰借《火与冰》的写作，想举起一把钝刀砍向传统，砍向专制，以证明自己的力量，结果却砍在了历经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后来又读到余杰的第二本文集《铁屋中的呐喊》，其中有《驳季羡林先生话中西文论》、《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等篇章，依旧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锋芒毕露。于是我想，余杰似乎特别喜欢解剖别人，仿佛天地间唯“己”独“清”，同好仅摩罗一人而已。
余杰似乎厌恶所谓“战士的姿态”，于是他在评价作家张承志时说：“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对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及清洁的精神大加挞伐。然而我在读了余杰的大作《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却分明看到“一副战士的姿态”。暂且不谈他对昆德拉的误读，单就文中指钱钟书、王小波“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丧失了责任感、丧失了尊严”的独断性话语，就让人大吃一惊，因为余杰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对王小波有另一种说法：“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与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
看来王小波等人只是余杰手中的道具，需要时借王小波批判“老先生”的麻木与“僵死的思维”，不需要时又把王小波贬入“没有责任感，没有尊严”一类。但余杰忘了，如此写作，却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余杰以“年轻气盛写文章”自傲，但年轻绝不是资本，写作的力量在于思想，一种宽容与批判共存的思想。而在余杰的文章中，我们只看到他摆出一副“俯视众生，唯我独清”的姿态与立场，仅仅指责与解剖别人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时时地解剖自己。余杰对鲁迅的评价极高，并以鲁迅精神为自己写作的根基，但他却偏偏遗忘了鲁迅先生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现在，余杰已从“抽屉文学”的边缘写作走到了“台前”与“中心”。那么，在他走红之际，我来剥余杰的“皮”，意在泼泼冷水，让人知道余杰文章的另一面。西谚有云：认识自己是最艰难不过的事了。
（张立国 2000/9/3 新闻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