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评价余杰，最好读读他的随笔《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见余杰《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文章对两类知识分子“智者”与“行者”（余杰原称为“圣人”）的分析，算是一语中的。兹摘文录如下——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维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即“行者”——朱健国注）。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
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行者），他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寻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
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90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
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不必多摘了，这样精彩的《昆德拉与哈维尔》，足以标明余杰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它对中国知识界近20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为什么郭沫若、钱钟书、巴金等文化大师总是让人感觉差点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至多只是聪明的昆德拉，而非知行合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哈维尔。
如是观之，余杰崇敬“行者”，誓做“行者”，是一个“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的有迷惑、更有希望的青年精神战士。
（朱健国 2000/8/13 羊城晚报） |
